古代诗歌中一种不可忽略的修辞技巧——示现

江　锐

示现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佛学，是说菩萨在度化众生时针对众生不同的情况，变换着显现不同的身形来教化众生以解脱轮回之苦。《说文解字》：示，显示；现，相也。“示现”二字的字面意思也就是显示出现象（景象、人象、物象、事象）使读者能“看到”。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一书解释为：“示现是把实际上不见不闻的事物，说得如闻如见的辞格……示现可以大别为追述的、预言的、悬想的三类。追述的示现是把过去的事迹说得仿偏还在眼前一样；预言的示现同追述的示现相反，是把未来的事情说得好像摆在眼前一样；至于悬想的示现，则是把想象的事情说得真在眼前一般，同时间的过去未来全然没有关系。”示现其实就是一种委婉曲折的反向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以想象、联想、梦境等方式把并不可能看到的事情和场景说得如见如闻。其最根本的特点是反向地通过他地他人对此地自己的思念来更加突出此地自己对他地他人的思念，从而更加强烈地表达诗歌主人公委婉深沉的思想感情。

示现修辞技巧也往往与联想、想象、虚写等修辞技巧结合使用，思乡怀人、爱情闺怨、怀古赋旧主题的诗歌常常使用这种技法。这种技法常以三种方式呈现。

一是想象式示现。屈原《湘夫人》一诗用浪漫主义笔调表现湘君对佳人（湘夫人）思念等待、执着深厚但又相约无期、思而不见的爱情悲剧。诗人在第二段“沅有芷今澧有兰，思公子今未敢言。荒忽分远望，观流水兮潺湲”，用“望”“观”两个视觉动词以想象的方式反向写湘夫人深深思恋“我”（湘君）却不敢明讲，心神恍惚地遥望远方，凝神谛视着江水慢慢流淌，从而更加曲折含蓄地凸显湘君对湘夫人思恋之深。明确了这段中示现技巧的使用，也就明确了整首诗歌表述主体由一、三、四三段的湘君而突然转换为第二段的湘夫人的原因。行文上也就使第三段的叙写顺理成章：湘君“闻佳人今召子，将腾驾兮偕逝”，“逝”在古代的准确意思是“离开前往而一去不返”，也就是说湘君哪怕是幻想中听到佳人召唤，也驾车飞奔前往而决心一去不复返。于是湘君用荷、桂、辛夷、杜衡等芳香酉草装饰爱巢新房；内容上也就交代了诗人正因为深信“佳人”（楚君）深深思恋自己而自己更加思君忠君。可以说，示现这一技巧的使用几乎带活了整首诗诗意和思结的流动；同时，读者了解了这一修辞技巧的妙用，也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诗人爱国忠君的程度及其内在原因。二是联想式示现。周邦彦《苏幕遮》一词上片运用以乐景写哀情的反衬手法，以旅居地长安雨后天晴的生机盍然、盛春时节的空气清新铺垫反衬下片的“故乡遍，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的羁旅愁思及思乡怀人之情。其实这也是思乡怀人诗常用的一种套路。而“词家之冠”周美成却别出一格，在词的结尾却意犹未尽地再写道：“五月渔邱相忆否？小样轻舟，梦入芙蓉浦。”在深沉的羁旅愁思、思乡怀人的情感基础上，又联想起自己身在家乡划乘小楫轻舟漫入芙蓉，一问渔郎是否记得，一念自己他乡入梦，这种似梦非梦、似真实幻的联想式示现将思乡怀人的深沉无奈情感推向高潮。

附带说明，想象式示现和联想式示现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以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或尚未实现的场景作为示现的凭借，后者往往以现实生活中已经过往的场景作为示现的凭借。简单地说，前者以虚拟的未来为凭借，后者以真实的过往为依托。

还有一种是梦境式示现。白居易《长恨歌》本写唐玄宗对杨贵妃死后的相思、苦恋和悔恨，作者不直接正面叙写玄宗对贵妃杨玉环的相思、苦恋和悔恨，却罕见地用大量笔墨（三十句），以玄宗梦境的方式着力写“太真”（玉环）仙子对“汉皇”（玄宗）的相思苦恋，从而反向表达“汉皇"对贵妃的相思悔恨之“长”之“重”之“痛”：“太真”仙子闻听玄宗来使的惊魂，揽衣推枕的徘徊，花冠不整的慵懒，思泪纵横的寂寞无奈，犹如带雨梨花的凄苦面容，含情凝睇的幽怨目光以及临别来使的托物寄词。诗歌中白居易将这一梦境式示现技巧运用得不落痕迹而且十分纯熟。

我国是个诗歌的国度，示现这种传统的诗歌技法在很多古诗乃至现代诗中都大量而创新地运用。而现今教材和传统教学淡化甚至回避了对这一技巧的解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诗歌阅读和教学的一大缺憾和损失。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2016年第9期，有删改）

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徐贲

①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

②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

③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④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⑤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⑥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文革”的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⑦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选自徐贲新浪微博，有删改）

水袖之痛

肖复兴

中华文明具有早熟的人文精神传统，我们的先贤很早就努力摆脱“神”的崇拜，寻求人文理性。周朝的先贤在思考人和天的关系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神，而是要有人文自觉、以德配天，这里其实就是“人”的觉醒，表达出人文精神的追求。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得以体现的，出现了以“成人”“德育”为本的儒家学说。所以，世界上很多中外学者，把中华文明称之为“儒教文化”。这一个“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中华文明确立了一套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以教育组织为传播形式的文明体系。在世界各种文明形态中，只有中华文明以教育作为立国的根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与此相关，中国产生了世界古文明中最成熟的教育制度。

为什么说“儒教”是一种人文教育？《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何以“人文”去“化成天下”就是教育。儒家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这个失去人文文化制约的社会建立合乎“人道”的和谐秩序。所以，儒教的“教”，就是希望儒者致力于教育，能够达到化成天下的目标。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儒家并不仅仅是把教育看成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还特别关注个体人格，关注个人的责任、潜能和发展。孔子的“成人之教”、孟子的“自得之学”、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均有发展个体人格、弘扬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文精神。

孔子的理想是“成人之教”。他的所谓“成人”其实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即应该是在智慧、意志、德行(即智、仁、勇)等各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同时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综合素质，其实也就是理想人格的“君子”。所以，孔子十分关注如何开展“成人教育”，强调培养理想人格的君子，教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同时希望个体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以实现理想的“成人教育”。孟子把教育人理解为个体人格的自觉，即“自得之学”。他认为，学习实际上是唤醒个体“良知”的自省，通过自我反省，能够发现自己内在的德性，达到这样的境界才是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从君子、贤人又可以修行到圣人，所以儒家文化在推动教育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发展个体，弘扬自己的主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其实这都是一种人文教化。

另外，儒学创立的同时形成了儒家经典，这些四书、五经的儒家经典，不是上帝的训谕，而是三代先王、儒家诸子人文理性的历史积累，是人文文化的经典、历史理性的经典，特别是其中包含着大量论述教育的经典、实施教育的教材。儒家经典主要就是讲如何培养人、教育人，也就是成人之教。

可见，儒家人文教育基本上致力于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家国天下。通过教育来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另一方面，强调通过教育以启发个体的内在潜能和人文精神的发掘。所以，儒家教育的核心既包括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又包括教育对个体全面发展的促进。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说，儒家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教育。

（摘编自朱汉民《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

中华民族创造伟大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跨越困境、不断前行的过程。要想认识中华民族坚实厚重的历史，了解她的崇高与苦难，完全可以从了解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入手。诗歌是诗人对所处时代的描写和反映，堪称生动形象而又具体真实的历史记录。一部《诗经》就是当时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记录。例如，其中的《幽凤·七月》有对先民们四季繁忙劳作的生动叙述;《秦风·无衣》则体现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华，最直观的记载莫过于杜甫的诗句:“忆普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究其根本，诗歌的产生总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诗作调作还有具体可考的“本事”。中国诗史历来以中华历史作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诗词所提供的历史信息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它包含着一种审美认识，使学习知识与审美活动融合统一，因而趣味性强，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它又是当时人们心灵情感的自然流露，在历史细节上更富于真实性，更易于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思考。

中华民族依托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积极进取、友爱和谐而又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对这种民族性格的绝佳诠释。诗歌是情感与思想的双重结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产物。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具象化、个性化的显现方式。中华文明以儒家思想为其骨干，又容纳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统一的有机体。这些在古典诗词中都有鲜明体现。诗人杜甫、李白、王维分别被称作诗圣、诗仙、诗佛，正好大致对应了儒、道、释这三个思想流派。杜甫的远祖杜预曾为《左传》作注，在经学上极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审言则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学和诗歌是杜甫的家族传统，他用自己的毕生践行使二者达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说法。“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年忱黎元，叹息肠内热"，杜诗中体现的正是儒家那种关爱苍生、兼济天下的胸怀。李白屡屡以《庄子》中的鲲鹏自比， 他狂放不羁、要求冲破一切外在束缚的自由精神主要来自道家。王维诗中则充满了寂静出世的禅趣。在阅读当中，我们能够体认到祖先数千年来始终坚守的精神血脉和心灵家园，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也会有用这种语言撰写的诗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诗歌将本民族的语言之美发挥到极致。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围绕这一特性，中国古典诗词有很多篇幅相对短小的抒情诗，语言极为精练传神。例如，五言绝句仅二十个字，词中还有字数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诗也不过五十六个字。古典诗词以抒写内心情思为基本维度，以塑造鲜明意境为主要旨归，普遍讲求用韵、对仗、平仄的规则。这充分彰显了汉语自身的意蕴之美和声韵之美，达到了“笔落惊风雨”、“篇终接混茫”的高超艺术境界。汉语的民族特色使中国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诗歌就无法做到中国古典诗词中所具备的精工对仗。汉字的稳定形体，更是让古典诗词具有了跨越时空的效果。唐诗中的许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学生都可以背诵，并依然能体会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碍。

在中国古代，诗词不仅用于书面阅读，而且用于口头传播。我们现今除了品读、书写之外，还可以吟诵和歌唱。吟诵的本质是强化诗词固有的声韵美，更好地体味诗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说是“因声而入情”。吟诵带有强烈的自主体验性，每个人的吟诵都可以与他人不同，非常适合自主实践。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着诗乐结合的传统，现代的作曲家们也给不少的诗词名篇重新配乐谱曲，让它们可以用于歌唱。声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诗词，能够让古典诗调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弘扬古典诗词       当代价值》张巍）

差序格局（节选）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俗语。“私”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

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团体，团体是有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这种格局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家庭在西方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朋友说他要“带了他的家庭”来看你，指的是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在中国，这句话模糊得很，“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子侄等一大批，“自家人” 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近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对家庭这个概念这样不清不楚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推的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 姨表薛宝钗，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就树倒猢狲散，缩成一小团。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就具有这种伸缩能力。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交膳宿费的西方社会，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进入团体得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 在西方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以“己”为中心，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而是像水的波纹， 一圈圈推出去。儒家最讲究人伦，“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以礼克服，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以“己”作为中心的，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杀个人。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族，为了族可以牺牲国， 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棱两可了。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在西方社会里，做人民的无法逃于该团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把国家弄成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宪法、有法律、有国会。在我们的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可以着手的，具体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