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节历经演变，其宗教色彩不断减弱，世俗性、娱乐性、民族性色彩日渐增强。出于民族认同的目的，孟高勒·达图家族巴音乌拉敖包祭祀仪式音乐，带有明显的鄂温克族标识。

仪式核心层次使用家族成员创作的蒙古语祝颂词、蒙古语歌词的《巴音乌拉敖包之歌》作为象征性的音声符号，出发点则是为了让在场的家族成员和前来参加祭祀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都能听懂，是将家族、族群文化主动融入社区文化的表征方式，扩展了巴音乌拉敖包祭祀仪式的内涵与外延，意图把家族敖包祭祀营造成一个包容、团结、开放性的场域。

随后展示的原创鄂温克语歌曲《思念母亲》，表达了对已故亲人深切的怀念之情。巴音乌拉敖包附近的牧民普遍认为这座敖包的主要功能是祭祀水神，孟高勒·达图家族成员对此也表示认同，但是家族敖包的祭祀对象包含家族的祖先也是应有之义。《思念母亲》中的意象有芦苇包（乌日格柱）、火撑子、哞叫的牛群、母亲挤牛奶与熬奶茶时忙碌的身影。这里有对声音的记忆，对芦苇包里火撑子旁温暖的体感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母亲熬的涩茶的味觉记忆。

巴音乌拉敖包祭祀仪式的中介层次是敖包那达慕，这一仪式环节的开放性最高，因为敖包祭祀仪式规模大，奖品与奖金丰厚，吸引了方圆几百公里的各民族搏克手、骑手赶来参加，其中还有专程从六七百公里外赶来的冠军级别搏克手，比赛现场也围满了各民族的观众。仪式中介层次的象征符号是获奖者的奖牌，骏马、羊等奖品和不菲的奖金。

祭祀仪式的外围层次是敖包乃日，参加的都是主动捐献财物投入敖包祭祀的家族成员和亲友。乃日中最不可或缺的符号是歌声与美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首歌曲是《花斑鸟》《鄂温克包》（又译为《我的芦苇包》）和《鄂温克人》。《花斑鸟》是一首鄂温克族传统民歌，内容是思念父母，思念兄弟姐妹，思念亲人和昔日的邻居、朋友，恰好体现了作为个体的鄂温克人，其人际关系的差序化特征。

家族成员身份认同的出发点是血缘，直接推动力是亲情，这是连结所有个体的重要纽带。在这种情境下，家族、族群乃至民族认同要高于宗教认同和地域认同。

民族认同离不开对民族历史的追溯。《鄂温克人》歌词中，有对民族起源与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的回溯，对民族历史上著名英雄人物的推崇，对使鹿、通古斯、索伦鄂温克三个族群的民族认同，还有对开拓进取民族精神的热情赞颂，洋溢着民族自豪感。

面对鄂温克族青少年对于本民族语言的认同危机，斯仁巴图教授认识到，没有本民族文字是影响鄂温克族语言传承与传播的一大瓶颈。继1998年鄂温克族学者杜·道尔基先生编著的《鄂汉词典》出版后，斯仁巴图教授也采用拉丁字母的鄂温克语注音符号，编写了鄂温克语入门教材和敖鲁古雅鄂温克语入门教材，他作词的歌曲在“鄂温克音乐网”推出时，就采用这种注音符号书写歌词。

家族敖包祭祀体现了与外群体的区分、对内群体的认同。家族敖包的祭祀场域虽有边界，却是相对开放的。在家族敖包祭祀仪式的核心层次播放蒙古语的《巴音乌拉敖包之歌》，而将歌颂亲情的鄂温克语歌曲《思念母亲》放在仪式的中介层次播放，是民族之间交往互动的结果，使得对家乡这片土地的区域文化认同在一定范围内超越了族群与民族认同。

（节选自《民间“敖包节”仪式音乐的民族化建构》，有删改）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诗是诗化到极点的诗。所谓诗化，是相对散文化而言的，主要是相对散文的语言而言的。诗的语言是散文语言的变异，诗化到极点也就变异到了极点。汉魏古诗的语言离散文比较近，到了南朝，声律、对偶等艺术技巧发展和广泛运用的过程也就是语言更加诗化的过程。到唐朝近体诗确立，近体诗的格律进一步逼出一系列新的适合于这种新的诗体的句法，这些新的句法连同种种新的语言表达的技巧，达到新鲜的艺术效果，从而开创了一片新的诗歌天地。为什么说是逼出来的呢？因为要符合新的格律，就必须改变常规的词法和句法，创造一些新词，或者写一些倒装句，或者省略一些句子成分。在初唐时期，当格律建立之初，语言难免被格律束缚；而当进入盛唐，诗人们运用格律已经纯熟时，语言就可以反过来驾驭格律了。不管是格律束缚语言还是语言驾驭格律，近体诗的语言都有了比以前更大的创新。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变词性。例如：“高鸟黄云暮，寒蝉碧树秋。”（杜甫《晚秋长沙蔡五待御饮筵送般六参军归澧州觐省》）“暮”字本是名词，名词不能单独做谓语，必须在前面加上系词。但此处的“暮”字作为“黄云”的谓语，已变为形容词。“秋”字本也是名词，但在此处作为“碧树”的谓语，也已变为形容词。诗的意思是说：“黄云”怎样呢？已带上了暮色。“碧树”怎样呢？已带上了秋色。杜甫用改变“暮”字、“秋”字词性的方法，取得了新鲜的艺术表现效果。“暮”字、“秋”字的同样用法又见于李嘉祐的《同皇甫冉登重玄阁》：“孤云独鸟川光慕，万井千山海色秋。”不说“川光”是明是暗，却用了一个并不直接表示亮度，而能使人联想到某种亮度甚至颜色的“暮”字，读者便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想象，得到欣赏的乐趣。以上两例都是“暮”字和“秋”字搭配使用，再看“秋”字改变词性单独使用的例子。如戎昱《秋月》：“江干入夜杵声秋，百尺荒桐挂斗牛。”上面所举李嘉祐的诗说“海色秋”，用“秋”形容色；戎昱说“杵声秋”，用“秋”形容声，俱臻妙境。一到秋天，妇女们就又开始捣衣了，那杵声几乎成了秋所专有的音响。李白说：“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杜甫说：“白帝城高急暮砧。”这些都是描写同一声音的佳句，但直接将杵声连上一个“秋”字仍有一种奇警的效果。

形容词改变为动词，动词改变为副词，也是常见的。前者如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其中的“寒”“老”都是形容词做动词用，使橘柚寒，使梧桐老。后者如杜甫《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墙燕语留人。”岸花飞着送客，墙上的燕子呢喃着想把人留下不走。“飞”字、“语”字都是动词，在这里当副词用。

二、化整为缺。化完整为残缺，或避免完整追求残缺，是诗歌语言区别于散文语言的一个重要标志。唐诗离开散文比较远，化整为残的情况较之以前就更明显。在唐诗里常常省略的是虚词，如王维《汉江临泛》：“江流（于）天地外，山色（在）有无中。”杜甫《旅夜书怀》：“名岂（因）文章著，官应（为）老病休。”实词也可以省略，如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诗里都省去了动词，省略的是哪一个动词，只能指出一个范围而很难确指。可以说“鸡声（鸣于）茅店月，人迹（印于）板桥霜”，也可以说是“啼”、“留”或其他。有的句子省略的不是词而是整个谓语，如杜甫《春日忆李白》：“谓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渭北和江东分别是杜甫和李白的所在地，诗人借两地之景物写自己对李白的思念之情，但是这两句只有主语没有谓语，春天树怎样呢？日暮云怎样呢？都没说。还有一些诗句明知它不完整，却很难说出省略了什么。诗人本来就只是把一些句子成分拼合在一起，没有想造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三、紧缩句式。在散文里比较复杂的意思用一句话说不清，可以说两句或更多句。但在诗中遇到这种情况，由于篇幅和格律的限制，不能用增加句子的方法而只能用紧缩句式的方法。例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这句诗意思很丰富，句式也很紧缩。上句是说汉元帝看了昭君的画像，就不再注意昭君本人美如春风的面容了，以致误以为她不美而使她远嫁于呼韩邪单于。下句是说昭君羁留塞外，本人永不能归，只有她的魂魄可以在月夜之中回到汉廷，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上句，“画图”这个词所在的位置似乎是“省识”的主语，其实不是。主语应当是元帝，但已省略了。谓语是“识”，“画图”是“识”的宾语，却提前了，元帝只识画图而省识春风面。下句，“环佩”这个词的位置似乎是“空归”的主语，其实也不是。环佩未归而徒然归来了昭君的魂魄。杜甫显然是把几个句子紧缩成两句，为了对仗又颠倒了词序。在散文中不允许的句子，在诗中却成为佳句。杜甫不愧为这方面的圣手，如他的《客至》：“盘飧市远无兼味，搏酒家贫只旧醅。”这两句的主干是“盘飧无兼味，樽酒只旧醅”，为了说明其原因，遂用“市远”和“家贫”这两个主谓结构的句子形式，分别插入这两句诗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意谓因为离集市远，购物不方便，所以盘中的菜肴很单调；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樽中的酒只有旧醅而没有新酿。唐诗中紧缩句式的例子很多，又如“看尽好花春卧稳，醉残红日夜吟多”（谭用之《山中春晚寄贾员外》）。

四、模糊主宾。模糊主语和宾语是唐诗语言变形的一种主要方式。有的词语处于主语的位置，实际上却是宾语。而另一些词语处于宾语的位置，实际上却是主语。主语和宾语常常难以分辩清楚。如王维《山居秋暝》：“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上句的动词是“归”，下句的动词是“下”。“归”和“下”前面的“竹喧”和“莲动”这两个主谓结构的句子形式，处于主语的位置却不是真正的主语，而是一种关系语，说明环境状态。真正的主语是后面处于宾语位置的“浣女”和“渔舟”，但说“归浣女”“下渔舟”意味远比“浣女归”“渔舟下”委曲。又如杜甫《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得过字韵》：“春日繁鱼鸟，江天足芰荷。”“鱼鸟”和“芰荷”处于宾语的位置，实际上却是主语。“春日”和“江天”处于主语的位置，实际上却是状语，分别表示时间和地点。这两句互文见义，是说在春天的江上有许多鱼和芰荷，天上有许多鸟。意思本来很平淡，但是经过诗人的调度安排，便诗意盎然了。

（摘编自袁行霈《唐诗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