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修缮古建？

北京青年报

近日轰炸朋友圈的热点事件一定是 “巴黎圣母院火灾”，早先曾有消息称，此番失火与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相关。无论这场火灾由什么引起的，“修缮”必定是今天的巴黎圣母院要面对的功课。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老师。

北青报：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后，曾有消息称引发火灾的原因或许因为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后来说法也比较多，您认为修缮是否会带来危险？

【吕舟】修缮是一个干预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对象的改变和干预。改变大了，干预多了，就会造成对文物价值的损害。修缮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原来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有人在活动；原来没有电源的地方，现在因为要修缮，要把电缆加进去，像这种情况，如果管理不严，就有可能存在火灾的危险。

【北青报】提到修缮，我们知道“古建筑修缮”是一门大有讲究的学科，那么正如其名，它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吗？

【吕舟】“古建筑修缮”是一门比较近的学科。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同道开始进行基于保护古代建筑为目的的修缮设计，但修缮工程则还是传统的修房子的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文物修缮的特点。

【北青报】古建筑修缮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基本原则是什么？

【吕舟】文物修缮的难点在于对文物价值系统和全面的认知和研究。文物修缮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基于对文物整体价值的认识，尽可能地保护好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并使建筑能够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文物修缮，不是修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尽可能避免变化，变化越小越好，尽可能多地去保留能够体现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或是文化价值的部分，要尽量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北青报】修缮与变化中间，其实是一道哲学问题。一些资料上说，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其实对“古建筑修缮”是有不同意见的？

【吕舟】 19世纪在英国，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曾批评建筑师做的历史建筑的修缮是对这些历史建筑的破坏，因为建筑师往往更在意表达自己的创意，要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应当充分尊重原有的建筑遗存。文物建筑的保护，尽可能保存历史建筑上所有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把它变成建筑师们表现自己的场所。今天，在文物的保护、修缮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修缮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上有价值的部分。

【北青报】有这么一个概念提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即如果一艘木船上的木头被一根一根换掉，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先的那艘船吗？有人认为，巴黎圣母院同样有此类困扰。

【吕舟】“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逻辑学讨论，它涉及今天人们所说的“真实性”，如何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文物价值，保护这些价值所依附的物质存在？比如巴黎圣母院，我们当然希望经过修复之后，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巴黎圣母院原来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遗存）才是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媒介，无论这些材料是12世纪初建时的材料，还是19世纪修复时加上去的材料，它们都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历史的一部分，都是历史的遗存，今天换上去的新的材料，无论它是多么生动、准确地模仿了12世纪或是19世纪的做法，它也只是一仿品，它无法体现原有材料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外国的古建筑修缮和中国古建筑修缮，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

【吕舟】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具体的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中国建筑的彩画问题，欧洲的石材保护问题就是他们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基本原则仍然是尽量保护好这些建筑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谈到古建筑修缮，很多文章谈到《威尼斯宪章》。

【吕舟】《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家们通过的一个共识。当时一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国际专家在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文件，它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文物、历史建筑保护基本原则的认识。《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对文物保护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其中一些原则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如刚才谈到的对于历史信息的保护、对于“原物”的保护等。《威尼斯宪章》也提出最好是把零散的构件给规整，把它原来解体的构件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放好就可以了。

【北青报】在《威尼斯宪章》国际框架之下，对中国的古建筑保护有什么积极影响？

【吕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尼斯宪章》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文物修缮领域的很多讨论。此前，中国的修缮出发点和欧洲的出发点有差别，我们之前比较强调的是复原，面对一个元明清都有添加的宋代的建筑，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宋代的很有价值，于是想把它恢复到宋代最标准的时候，但事实上没有确切的资料能够证明这座建筑在宋代的样子。这时候的复原带有太多的猜测的成分。《威尼斯宪章》引进以后，人们重新检讨整个历史建筑复原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做“过”了，随着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按照公约相关的保护原则，《威尼斯宪章》的很多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当中，比如“少干预”、保护历史信息、复原需要非常谨慎等内容。

脸面

赵新

腊月初，沟里村的有福大叔到温泉村看望间女，回来之后就在街面上说了一件大事，他先夸奖那温泉的水有多么热乎，多么光滑、多么清亮，多么软，然后话锋一转，说那天晚上自己洗澡的时候，正好遇见了县长吴浩天。吴县长伸手就给他搓背，他也给吴县长背上搓了两下。

这话当然没人信！有人马上问：“怎么那么巧呢？吴县长肯和你在一个池子里洗澡？

有福就急了，红着一张脸给人家解释：“我的姑爷是那个温泉的负责人，那天晚上十点多了，我姑爷以为不会有领导来洗澡了，就让我进了专门为领导建造的高档小池子里洗澡，谁知刚泡进不久，吴县长就突然来了，他从外地出差回来，正好路过温泉村…”

人们还是不相信，这时有人站出来说；“我信！有福大叔光明磊落了一辈子，是那种造谣生事的人吗？就是造谣，敢造到县长的头上？”

第二天，村主任就在村里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村主任请有福大叔详细地介绍了吴县长给他搓澡的经过，以及他的感受、他的心情、他的想法。然后村主任说：“乡亲们，这一回我们沟里村出名啦！吴县长搓澡的事情不仅是有福大叔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全体村民的光荣和骄傲！我们要大カ宣传吴县长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努力学习有福大叔实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我们宣传得有力度，有深度，有强度，有广度，我们沟里村的福气就来了，你们信不信？

大会以后，村主任给乡政府做了汇报、乡党委书记、乡长带着礼物来看望了有福老汉，并请他到乡里给乡干部们做了报告。村主任又用车接来了县报社、县电视台、县广播局的七位记者，请他们面对面地采访有福大汉，于是有福大叔的形象和谈话在多种媒体上报道出来，一时间成了全县的名人！

腊月二十三，村主任带着有福大叔到了交通局，把一份有关修路的报告摆到了局长面前。局长问：“梁主任，你们村的路不是刚修好吗？怎么又要修？”主任说：“这一次是补不是修，郑局长，你认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汉吗？”郑局长从头到脚把有福老汉打量一番，笑着说：“认识，认识，报纸上见过，电视上见过，这不是吴县长的朋友有福大叔吗？老人家，具长给您搓澡，您好大的福气啊！＂

村主任就用手悄悄地捅捅有福的后背，于是有福说：“郑局长，我们村的路确实需要补一补，可是我们没有钱！”郑局长感叹说：“大叔今天是您来了，要是光凭你们村主任找我，我这儿一分钱也没有…老人家，您要多少钱？”

村主任又领者有福大叔进了水利局、教育局，又把打井、修整校舍的报告据到了局长们的面前，村主任又把有福推了出来，有福又说村里实在没钱。局长们又很热情，又说有福大叔是吴县长的朋友，又问有福大叔需要多少钱。

这天中午，村主任把有福大叔清到县城最大酒店，一边给他酌酒一边给他说：“老人家，谢谢您，您一出面咱们就要了90万，”主任接着说：“过了年，响们接着要。不过，再请您要、我就给给您提成了，一万元给您提成1000元！”主任又说：“乡政府也准备请您给他们要钱呢，他们也给您提成，您真的成了摇钱树啦！”

有福没喝那场酒。有福说心里不好受，想吐。

过年之后村里突然没了有福大叔的踪影，村主任着急地问有福的女人，有福的女人说：你别找他，他出远门打工了，他说他不是摇钱树，他说他给沟里村丢尽了险面！”

（选自《百花园》，有删减）

郢爰，世称印子金。最早记载见于宋代李石的《续博物志》及沈括《梦溪笔谈》中。它的制法是在一块金板上划出许多规则的小方格，格内有篆文“郢爰”二字，形式似印章，故称为印子金。安徽博物馆收集的郢爰可分三种：一种是金质，黄色，格子稍大，边宽字粗，“郢”字反书，宽长均为1.5厘米，厚0.3厘米，重为市秤六钱三分三厘，背有斜形方格纹。沈括《梦溪笔谈》说“背有五指及掌痕”当是指此。这种郢爰是合肥西门外出土的。第二种是金质，赤黄色，格子稍小，“郢”字也是反书。宽长均为1.4厘米，厚0.38厘米，重为市秤四钱六分七厘。这种郢爰是在庐江出土的。第三种是金质，赤色，格子与第二种大致相同，字体稍细，“郢”字也是反书。宽长均为1.4厘米，厚0.4厘米，重为市秤六钱四分。这种郢爰是在广德出土的。

在币上记以地名是战国时的一种特殊风格。如赵国有“中都”“晋阳”，魏国有“山阳”“安邑”，韩国有“屯留”“郑子”，齐国有“即墨”，燕国有“渔阳”等币。《史记》:“周封楚子居丹阳，文王熊赀始都郢，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名曰郢”。郢是楚都，郢爰一般被认为是在楚国郢都制造，与其它各国以地名命币用意相同。曾经有人把“郢爰”二字释为“刘主”，又因在寿县八公山（刘安墓所在地）出土，故传为淮南王刘安的药金。但是，清吴大徵《权衡度量实验考》说：郢爰是黄金币，出安徽凤台县，古郢都地；顾震福《郢爰陈爰考释》指为楚考烈王迁都寿春时所作；王国维考证郢爰是战国时楚国金币。这些史料更为可靠。

据李石与沈括的记载，郢爰大的有二十多个印（方格），重七两多；小的一个印重五钱。杨宽《战国史》说:是十六格子、重半斤。1953年湖南长沙战国墓中也发现陶制郢爰，是十六格子。1954年春，合肥西门外发现金版一块，上有二十方格和“郢爰”篆文，但被切开分散了。安徽博物馆收集的郢爰皆是切碎小块，多数皆是这批东西。

以前各种记载皆说郢爰出于寿县、凤台两地，这次出土的有合肥、庐江等处。楚国在战国时代，地方五千里，占有今湖南、湖北等地区。郢爰既是楚国行使的金币，无疑问地也会流通到这些地区，不只凤台、寿县两地。郢爰含纯金成分约90%以上。从这里可见战国的冶金术的成就，同时可以了解战国时代楚国的经济制度和商业发展情况。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郢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节选自白冠西《郢爰考释》，有删改）

材料一：

中日韩三国在电动车产业展开“电池战争”，《日本经济新闻》14日报道称，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并向电池产业的顶峰攀登，而较早开发电动车电池技术的日本和韩国争相增加生产，有分析称，东亚三强正在上演电动车电池的“三国演义”。

报道称，中国政府积极扶持电动汽车产业，正颠覆超过130年的汽车产业史，目前在全球十大锂电池厂商中，中国企业占据7席。排名第一为日本的松下、排名第二、三位的分别是中国的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进入前十的还包括LG化学和三星SDI两家韩国企业。电动车电池领域形成“东亚三强”的局面。在产能方面，中国当仁不让地处于领先。彭博新能源财经的预测称，到2021年中国将生产全球70%的电动车电池。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二

材料三：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竞争力则来源于电池技术领域的创新。文章指出，丰田在被认为可接替锂电池的固态电池技术方面进行了领先的研究，计划到2030年将花费1.5万亿日元用于下一代电池的研发项目，包括固态电池。丰田还领导由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开发组织发起的100亿日元国家项目，以开发固态电池的基本技术。

韩国企业也在不断发力。报道称，LG化学在中国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上个月在南京开设了第二家电动车电池厂。LG化学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表示，新工厂的任务是应对全球电动车电池需求的快速增长。到2019年底，LG化学预计该工厂每年可生产50万块电池，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的电动车制造商供货。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固态电池作为能将电动车续航里程大大提升的新技术将是中日韩电池企业展开争夺的“技术高地”。有分析称，松下、丰田在固态电池核心技术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供应特斯拉的高镍圆柱电池就是日本企业的龙头产品，在高密度能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三星、LG化学则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在动力电池领域具备了从电芯到模块的全产业链供应能力。中国企业则依托国内巨大市场需求，迅速配备完成了全套产业链，并开发出具有自身优势的方形电池，在性价比方面相对日韩企业占据了明显优势。

目前，汽车电池厂商们已经纷纷与车企建立合作，为其提供电池，并试图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战略合作关系版图。如宁德时代的主要客户为德国车企，松下的客户为日美车企，LG化学的客户则为韩国和欧洲车企。

（摘编自《环球网》）

材料四：

材料革命主导未来趋势。据了解，2025年前后，新一代拥有低钴、高能量密度和阴极锂镍锰钴（NMC）811等特性的锂离子电池将进入量产。在石墨阳极中加入少量的硅，可将能量密度提高50%，而能够承受较高电压的电解质盐也将有助于提高性能。

2025年至2030年期间，锂金属为阴极、石墨/硅复合材料为阳极的锂离子电池可能会进入设计阶段，甚至还可以引入固态电解质以进一步提高能量密度和电池安全性。此外，锂离子技术可能会被锂空气、锂硫等其他有着更高能量密度和更低理论成本的电池所取代。但这些技术的发展水平仍非常低，实际性能尚待测试。

2018年7月26日出版的Nature主刊上，一篇题为《距离锂电子电池革命仅余十年》的文章指出：锂离子电池性能和价格的演进速度正在放缓。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电极材料的晶体结构中，可以储存的电荷量快要接近理论最大值；市场规模的增长难以继续带来大幅度的价格降低。更糟糕的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电极材料，如钴和镍十分稀缺，且价格昂贵，如果没有任何新的变化，预计在2030-2037年间（或更早），钴和镍的需求量就会超过产量。另一方面，新的替代电极材料，如储量丰富的铁、铜，则还处于早期研究阶段。文章呼吁材料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费资助机构等加大对基于储量丰富的铁、铜等材料的电极材料的研究，否则，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将受到限制。

（摘编自：能源评论）

①美方悍然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公然为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公然以国内法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暴露了美方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和虚伪丑陋的霸权逻辑。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全世界正义力量也同声予以谴责。

②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乱港之心昭然若揭。其目的根本无关“人权”“民主”，其现实影响更是与“人权”“民主”宗旨背道而驰。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一些政客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刻意诋毁、蓄意破坏。对于香港过去数月来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他们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在他们眼里，香港暴力犯罪分子疯狂打砸、肆意纵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竟然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们公然为这种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所不容的暴力犯罪行为摇旗呐喊，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公义和良知。

③美国一些政客把“人权”“民主”口号喊得震天响，动辄指责他国侵犯人权，却对本国严重的人权问题熟视无睹。众所周知，美国人为制造的人权灾难早已比比皆是。眼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移民政策骤变在美墨边境酿出的人道灾难：成千上万的难民被强制骨肉分离，数万儿童被关押在肮脏狭小的房间，承受着可能给其幼小心灵造成严重损害的苦难。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枪支暴力、暴力执法……大量人权痼疾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且在美国社会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丝毫看不到解决希望。更加凸显美式“人权”“民主”虚伪本性的是，美方一再以霸道手段抵制、威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对其人权状况的监督，甚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自身的人权纪录如此劣迹斑斑，却摆出道貌岸然的模样，到处挥舞“人权”大棒，贼喊捉贼，造谣生事。

④美方拉着“人权”“民主”的橡皮尺，满世界招摇，在国际事务中主打“人权外交”“民主外交”，其真实用意根本不在于人权、民主，而是挂羊头、卖狗肉，以人权、民主的幌子掩盖其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世人看得很清楚，美式“人权”“民主”给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带去的是什么，是战乱、动荡，是大量平民死亡、难民潮涌的人间惨剧，甚至导致恐怖组织借机坐大。事实一再证明，美方以“人权”“民主”之名，行破坏干预之实，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破坏者，是全球人权民主事业的搅局者，是当今世界许多人道主义灾难的制造者。

⑤美方故伎重施，在香港操弄“人权”“民主”双重标准。这部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声讨的法案，充斥着偏见和傲慢、恐吓和威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美方的这一企图，纯属枉费心机，打错了算盘。美方的拙劣表演，只会让世人进一步认清其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人心凝聚、众志成城。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手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选自2019年12月1日《 人民日报 》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