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太久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红卫兵的很多“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儿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被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有删改）

历史一再证明，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产生巨大能量。而群众能不能换受理论，既要看理论本身是否科学，还要看其话语表达是否悦耳悦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从话语体系建构、表达方式创新、传播渠道拓展等方面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

理论终究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机械重复的教条。因此，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总是每时每刻都重视理论创新。回顾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可以清晰看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准确研判形势、作出正确抉择，并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根据变化的实际推动理论创新，继而让创新的理论指导革命，改革和建设实践。

推动理论创新不仅要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还要并清楚到底如何实现创新。一般而言，理论创新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本体层面的基本原理创新，二是话语表达创新，三是传播方式的创折。基本原理创新是根本意义上的创析，直接决定着创新理论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广大受众来讲，他们更为关注、直接接触的则是后两者。近年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重视理论创新，特别把话语表达创新和传播方式创新摆在突出重要位置。事实证明，一系列有力举措大大好解了一段时间以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话语团境，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比如，在话语表达创新方面，通过主动吸纳、巧妙融合、交相呼应的方式，既表达了党的政最主张，又说出了群众想听、听得懂的话，坚持了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的有机统一。“中国梦”“中国道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还有“蛮拼的”“点赞”“朋友圈”“世界那么大”等创新性话语表达就是如此。它们一改过去抽象化的意向表达，转而寻求一种既有思想、品质，又有温度、温情的通俗表述。创新的话语我选还体现在对外宣传上，善子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味、新表还。比如，“一带一路”“经济析常态”“命运共同体”等，既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景，让世界听懂“中国之声”，又提高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

一个完整的理论创新工程，不仅包含创新话语表达，而且离不开创新传播手段。尤其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创新传播手段显得无比重要。近年来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在理论创新传播中的开发运用。也正如比，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常见这种情况：围绕某一创新理论，日渐形成集网站、手机客户端，以及微博、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短视频等于一体的全媒体传播形态。事实证明，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导向明，而且速度快、受众面广、影响力大。

话语因思想而拥有灵魂，因传播而获得持久生命力。通过话语表达创新和传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人寻常百姓家”，无疑是在着为打通党的创新理论系统工程的“最后一公里”。

（《光明日报》（2018年09月17日02版）。

【推荐3】材料二

少府和大司农这两大机构主要管辖着汉代的官办手工业，少府的收入归皇室，大司农的收入归国库。就其类型而言，主要有官府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两种。

官府手工业，是指汉朝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并直接为政府服务的手工业，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皇室，贵族及官僚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和奢侈品，另一方面是向军以提供兵器武备等。因此、汉代的官府手工业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市品生产，而是一种“专供生产”。就其经营管理来说，汉代的官府手工业又可分为中央政府所属的手工业和地方郡国所属的手工业两类。

中央政府所属的官府手工业，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西汉时负责供给天子及皇室之用的少府属下设有考工室、东织、西织、东园匠、尚方和御府等，其长官为令和丞。东织和西织，其下设有丝麻纺织工场，专门负责为皇室及贵族制作祭祀时穿用的衣物服饰。

除了上述中央官署之外，西汉少府所属的内者，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和钟官，以及供工、内官、寺工、右工等也都设有官府手工业工场，制造铜器和漆器等。东汉大司农、太仆所属的书言府、虎贲官等机构也设有制作铜器的工场。

作为汉王朝官府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有工官为皇室和政府进行专门的手工业生产。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共设有八处工官。据汉长安城未史宫官署建筑遗址出土的骨签刻文及其研究可知，河南工官、颍川工官和南阳工官，是当时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三工官”，主要负责铜器和兵器武备等的生产和供给。

汉代的官府手工业，除了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外,还有地方郡国经营管理的手工业，其产品主要供给中央和郡国的统治者使用，或用于装备中央和地方武装。

官营手工业，它不同于官府手工业的根本区别在于，虽然同样是政府管理和经营，但其产品并非只供给特定的人群，而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营”“专营生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盐官和铁官的设置及盐铁专营。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 年)，汉朝政府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煮盐和冶铁收归政府。盐铁不再由少府管辖，而是改由主管全国经济的大司农掌管，大农丞领盐铁事，在全国27个郡国设置盐官37 处，进行食盐的生产与运销，即盐官招募百姓制盐，并官收、官运、官销;同时，在全国40 个重要产铁的那国设置大铁官49处，铁官设令、长及丞，主鼓铸:“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销熔旧器铸新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类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很久以前就诞生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恐龙诞生的时候。哺乳动物的崛起是人类诞生的基础，人类的祖先也很强大。类人猿仅用几百万年就完成了智慧的进化。

人类成为地球的霸主，开启了文明时代，进入了数百年前的科学时代。可以说，类人猿在几百万年前就走上了智能进化的道路，虽然几万年对人类来说非常漫长，但是对于地球来说已经是很短很快的进化了。

恐龙曾经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1.6亿年的时间里面，恐龙竟然没有进化成智慧的生命，只是一味地长个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恐龙突然灭绝又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知道，任何生命的诞生，生命的成长，都需要适应大自然的法则，没有任何一个生命能够对抗自然的法则，这也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吧。在恐龙时代，它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身躯，称霸地球。如果有一个物种想要统治地球，必须有一技之长，能够完全超越其他的生命。当时的恐龙重达300多吨，长达60米，这在当时的物种中是绝无仅有了，是可以完全碾压其他物种的，没有哪一个物种能够与之抗衡，自然而然的，它就成了当时的地球的主人。

恐龙当然也需要符合大自然的规则，不然的话也会被其他的生命所取代了。根据当时的情况，恐龙在进化的过程中，选择了向身体而不是向智慧进化，它们只是一味地长个子，当然这也是适应了当时的大自然的法则，那时候物种丰富，水草丰茂，只要身体足够大，便能打败一切。它们认为只有强大的身躯才能统治地球，当然在那个时代它们做到了，即使恐龙的智力十分低下，但是凭借其高大的身躯，在地球上成了当之无愧的“巨人”，根本不需要向智慧方向发展。不过可悲的是，一颗小行星的撞击让恐龙的身躯从优势立马变成了劣势，从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人类只不过诞生了几百万年，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了地球的主人呢？这主要是人类选择的进化方向不同，在人类诞生之初，身体方面不仅不占任何优势，反而劣势明显。地球上面有很多生物种从外形上面讲可以完全碾压人类，因此人类为了生存，必须寻找另外一种进化之路。

自从人类诞生开始，就知道自己身材太过矮小，很难敌过周围的大的物种，因此，人类很早就开始了群居的生活。在群居的过程中，人们通过相互的交流，相互的沟通，慢慢地产生了语言，慢慢地学会了制造工具。后来，人们发现一个好的工具，要比一个强大的身躯有用得多，因此，人类的进化和恐龙不同，人类选择了另外的一个方法，开始向智慧生物进化，从而放弃了向身材方面的进化。这样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人类慢慢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从古老的原始社会慢慢地过渡到了现在的科技社会。因此人类与恐龙相比，虽然最后都成了地球的主人，但是人类的身躯在恐龙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同样的，恐龙的智商在人的面前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

身材高大而没有智慧的恐龙，在一场大的灾难中彻底消失了，现在人类虽然也面临着这种风险，但是其智慧远远超过了恐龙，能够制造出很多先进的工具，尤其是现在航天事业的发展，估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完全有能力离开地球，在太空中寻找另外一个安身之地，因此即使人类遭受到了与恐龙一样大的自然灾害，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不会像恐龙一样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因为人类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智慧飞向太空或去往地底来躲避灾难。

（摘编自《恐龙统治地球1.6亿年，为什么没进化出智慧？》，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休闲观。中国的休闲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特别是以士大夫文人为主的休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有其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从诗词歌赋到词曲小说，从琴棋书画到茶道酒道，从山水园林到隐士养生，无不渗透着休闲所独有的文化意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休闲持有的特殊认知和体验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上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文人士大夫为了远离政治迫害，纷纷地采取了回避政治，对政治不闻不问及面向自然的生活态度。这些文人士大夫们特别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一种清净无为的生活，美丽的山山水水成为文人、士大夫们从事休闲娱乐、审美静观的消遣对象。文人士大夫的旅游休闲意识比以往更加成熟，人们在游玩山水中领略玄趣，追求与道冥合的境界，力图使自己的精神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去。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现实和文人、士大夫们那种崇尚自然、田园生活的纯洁的心态，也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曾对魏晋南北朝的艺术作了一个概括的描绘：“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艺术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美学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视为我国古代休闲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为休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一时期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日益兴起的山水诗及田园诗的创作之中。登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很早就成为士大夫及贵族阶层享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上的不得意，往往使这些士大夫们将怀才不遇和怅惘之情凝聚于诗文之中。游山玩水这种休闲方式也常常使他们忘却胸中的苦闷与烦恼。因此，旨在描写山水之美的山水诗以及歌颂美好田园生活的田园诗便成为此时文学作品中最主要的创作素材。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诗人的主要代表有谢灵运、鲍照、谢脁等人，他们是开创山水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炫之的游记散文，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自然景观，而且还描写人文景观，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佳作。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则另辟蹊径。他不肯为五斗米而折腰，便转而热爱大自然，赞美大自然，特别向往隐逸生活，“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他开创的田园诗充满了对自然而又美好的田园生活的热爱。而他写的《桃花源诗并记》，勾勒出一个静谧、淳朴自然的“桃花源”理想的境界，实在令人神往!而郦道元与陶渊明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纪实的创作手法，陶渊明则注重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们不仅为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近现代中国休闲思想也产生了深远。

（摘编自卢长怀《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休闲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