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的作用是惊人的。在17、18世纪，科学思想的飞跃式发展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火车等相继出现，带动了社会体系的全面革新。借助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英国迅速崛起成为当时的超级帝国。19世纪，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科学规律陆续被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这一时期技术突飞猛进，并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美国、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成为新兴的超级大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以核能、计算机、航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推动力量源自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大科学理论思想，科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愈加深远。

然而，在客观规律和原理的探索、在科学理论的系统研究方面，我国古代并不占先机。“科学”一词是在近代才从国外传到我国的。虽然我国古代“四大发明”闻名于世，但这些发明从本质上说仅限于“实用技术”层面，并不涉及“科学原理”或“科学思想”的层面。比如古人制造火药，他们知道什么东西配对可以导致燃烧甚至爆炸，但是为什么会爆炸，爆炸的原理是什么，古人并不作探究。后来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西方人深入研究找到了爆炸的原理，形成系统的科学思想理论，促进了西方世界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中国相对落后于正发生科学革命的西方国家，虽然这其中还有文化、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科学思想不彰无疑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

科学思想既指一种创新思维，也指具体科学门类中的理论成果。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科学思想以逻辑思维、好奇心、批判性思考、想象力为特征，是对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无穷探索。科学思想的源头是基础研究。如果将技术的发展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基础研究如同地基，地基打得不够坚实深厚，就谈不上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我国在全球科研格局中还没有取得引领地位，究其根本，正在于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整体上还未达到领先水平，原创性的科学思想还远远不足。在科技复兴的道路上我们仍任重道远。

真正的科技复兴应该是领先的、可持续性的，这只能依靠原创性科学思想。放眼世界，科技领先的国家，无一不是科学思想先行。基础研究强的国家，其科技实力一定强。我们基本上找不到基础研究强，而技术实力差的国家。而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源源不断地涌现原创性科学思想，归根结底则要靠人才。从事基础研究是培养富于科学思想和创新能力人才的最佳途径，青年学生从事基础研究，可以接触到科学的前沿理论，这最能锻炼和培养学生们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能力。如果我们不注重基础、深层次的原理性的学习和研究，只关注实效和功利，则无法形成独立思考、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和文化环境，很难培养出真正具有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优秀人才，难以担负起我国科技复兴、引领世界科学发展的重任。

（摘编自田刚《科学思想的力量》）

文化的创新需要创新性的文化作为必要条件。但创新性的文化也是历史性生成的，并不具有自然的或天赋的性质。创新性文化的生成既受客观的历史进程的制约，也与人们的主观自觉密切相关。

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是否蕴含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首先取决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性质。处于农耕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较之处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民族，就其一般性与总体性的文化性质而言，前者呈现出保守性，后者呈现出创新性。中外不少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常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文化比中国传统文化更富于张力，中国人看重的是知识的积累与文化的传承，西方人看重的是知识的批判与文化的创新。这种看法如果仅就中西方文化国的近代史的比较而言，的确是有道理的，但若从全部中面文化史的比较而言，这种着法难以成立。在西方近代以前的中世纪，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与代表的西方文化，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一样，经历了一个长达千年的文化冰冻时期，而且在文化运行的方式上，儒学与基督教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尊经重典、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是其主要特征，学者的主要使命是对经典的诠释与论证。

所有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文化都具有保守性，无论东西方，概无例外。深刻的原因是，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西方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在西方文艺复兴与18世纪工业革命后之所以发生了深刻性的质变，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以及中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明显落后，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以机器为生产基础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取代了以手工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是其基本特征。正是生产方式不断要求变革的驱动，才使得西方文化取得了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

生产方式与交接方式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性的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处在大致相同发展阶段与相同发展水平的民族，在文化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创新性的文化是生成的，它既受自发性因素的影响，但也需要人们自觉地倡导与培育。首先是倡导，应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营造一种文化创新的氛围，鼓励人们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新的文化内容与形式。文化的创新是一项群众的事业，只有当全体国民都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新。其次创新性文化的形成也需要培育。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要我们放弃文化保守主义，持续不断地推进创新性文化的建设，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再一次辉煌，再创造出一座新的文化高峰。

（节选自林剑《论文化创新与创新文化》）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 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种。为了应对天花肆虐，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 “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孙思邈《千金要方》中均有这样的治疗方法的记载。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 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苗》，有删改）

①文献里的“科学与技术”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其中科学位于技术前头。但是，很多人却把它们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还把它们的位置颠倒过来。

②科学，更明确地说，自然科学，指的是通过观察、实验、仿真和分析去研究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和现象并探求其原理的学科总类，目的是认知世界；技术，则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手段、形式、方法及过程的集成，它在现有事物基础上产生新事物，或者改变现有事物的性能和功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服务。两者之间，科学为技术的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而技术进步则不断地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反过来激励科学发展。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认为，科学和技术之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工程科学。

③科学的进步一直是由人类试图认知世界内在基本原理的好奇心所推动，而不是出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许多科学发现都是之前不曾预测过或者从来都未有计划去实现的偶发事件，而且短期内往往看不出 有什么用处。这样的例子俯首可拾。数学中的数论有3000多年历史，但它在成为现代信息保密手段之前一 直被认为是无用处的。爱因斯坦深奥的相对论也只有到了今天才在全球定位系统GPS中被派上用场。

④显而易见，我们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推动不应该采取同样的做法；特别是不应该简单地把发展 技术的思路和措施直接搬过来为发展科学铺路，也不应该简单地套用管理技术发展的政策和方式来经营科 学发展。但是，今天学术部门中常见的却是决策者们以“技术管理思维”去指引和管治科学发展，以为通过集中等划、巨额资助、快捷升职等手段便可以刺激基础科学迅速发展并立即开花结果。更常见的是，名目繁多的考核制度和指标都毫无例外地要求科学研究成果有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或者很快就能为市场提供新型产品。这样一来，许多基础科学研究都被贴上“无用”的标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⑤在这里回顾一下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管理经验是有益的。亚历山大· 洪堡基金会主席Helmut Schwarz 最近刊文指出：“科学研究中大多教颠覆性的发现都不是事前就计划好的。相反，它们都像淘气的小妖精那样突然出现在墙角，因为它们都是科学家们满腔热忱地探讨未知事物所引出的发现和发明。因此，挑选优秀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及充足的经费是一个学术机构成功的关键。”

⑥值得指出的是，中文里的常用词“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写，但它往往导致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科学与技术看成是同一回事，让许多人对它们作同等的分析演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这一直是一个被不恰当地解释和处置的问题。无数的事件和事实表明，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可能还是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古代的进步着眼于具有实用价值的各种技术，但它们并没有演化出现代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例如，为人们熟知的火药发明并没有建立起现代化学，指南针的应用并没有建立起物理学的电磁理论，数学中著名的中国剩余定理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数论，等等。

⑦中国在古代曾经有过诸多先进技术发明和改进，却没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创立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国家，这一事实长期以来让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感到迷茫困惑。不言而喻，只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解决，中国才有希望很快地进入世界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前沿。

（选自陈关荣《“科学与技术”，不完全是“科技”》，有删改）

自古以来，我国史家就重视制度史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研究。回顾过往，中国制度史研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深化中国制度史研究，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其一是“贯通”。具体而言，就是贯通古代史与近代史，打破它们之间的隔阂，以长程史的考察视角厘清制度的渊源，探究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长期以来，人们都是以1840年作为划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界标。这种划分自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机械地理解这一划分，则会对制度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具体到近代制度史的研究来看，1840年前后的历史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延续性，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一脉相承，应贯通起来进行研究。要深化近代制度史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对近代史的考察，而应贯通近代史与古代史，往前追溯历史渊源。只有这样，才能在了解制度原初形态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其在近代的变与不变。如果不了解一种制度在古代的原初具体形态，就很难准确把握其在近代的发展演变。以贯通古代史和近代史这种长程史研究视野对近代制度进行考察，对许多问题就很可能获得新的认识，从而有力推动制度史研究整体发展。

其二是“见人”。也就是说，深化制度史研究不能停留于分析规章制度的条文，还需要更进一步深入考察与之紧密相关的各种人。有学者在论及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时，倡导应该走向“活”的制度史。所谓“活”的制度史，并非指活的写作方式，而是要注重制度的动态运作与过程。走向“活”的制度史，关键就是要“见人”。因为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施行的，制度的动态运作与过程均取决于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制度史只有见到人，才能发现看似死板的制度条文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故而“见人”之后，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制度史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成为“活”的制度史。此外，只有通过考察相关人物的思想与活动，才能了解制度背后隐藏的主观动机与深刻意图，进而更好理解和认识影响制度决策与运行过程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因素，进而促进我们对制度的理解与认识更加深入细致。

其三是“视角转换”。这主要是指研究视角与思维方式的转换，其目的是通过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的转换获得对制度变迁的新知与新解。过去，我们研究制度史往往更加注重制度演变与革新，这种探讨很有必要，但也存在一定弊端。如果转换思维方式与研究视角，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制度既有变与新的一面，又有未变与陈旧的一面，两者紧密结合的探讨才能得出更为全面客观的结论。例如，清末诞生的商会，在商人团体制度的建构方面确实体现了诸多变与新的因素。然而，商会的构成仍然是“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亦即以传统的公所、商帮等旧式商人团体为基础，保留了许多旧式商人团体的传统。把握了商会在制度层面的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商会某些看似自相矛盾的态度与行为的原因。不仅如此，受近代化发展趋向的影响，我们以往研究近代制度较多地注重其进步性及其影响，这当然很有必要。但如果转换研究视角，还可以发现近代制度变迁的另一种面相，进而能够看到制度变迁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节选自朱英《把握制度史研究的着力点》，《人民日报》2020年3月23日）

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举个例子，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

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八个字，把古今书学的道理说通了。而这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于国学范畴。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

书学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代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烂漫”一词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开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是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对古代书论进行研究，更需要亲自实践。美感体验，或者说有关书法美的积淀，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荡桨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

所以，虽然书学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选自朱中原《国学与书法》，有删改)

近年来，一批文化类的慢综艺节目迎来发展好时期。诗词类、成语类、汉字类等传统国学内容的节目风靡一阵之后，又兴起了一波音乐类、表演类等泛文化艺术节目，去年起热播的表演竞技类节目《演员的诞生》、今年以来的《幻乐之城》以及近期新开播的《一本好书》等，成为接力的“第二梯队”，在导向引领的同时，不断发掘文化综艺节目的可能性。

文化综艺节目不是当下的新事物，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读书类、朗读类、电影推介类的节目就曾经占据电视屏幕的半壁江山，但产品的种类并不丰富，产能有待提高。文化综艺由于背靠广阔的文学经典，可供利用的内容取之不尽；另一方面，由于传媒介质和平台的因素，文化综艺非常适合家庭“客厅化”的观演场景。这是文化综艺曾经走在综艺类节目前沿的重要原因。

而当下这波文化综艺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毋宁说，供给侧选择文化综艺的理由，更多是对过度娱乐化、强刺激的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一种排异。这种选择，在初始确实给受众带来了口味和节奏上的耳目一新，由强资源、强制作能力的机构输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确一上来就占据了该类综艺节目能达到的品质高峰。

目前看来，文化综艺如何产生行业原创力仍需探索。社会形态和消费心理的跃迁，媒介和平台的发展，使得文娱类产品的消费场景发生巨大改变。院线、音频、短视频等形式，对内容和受众都进行了彻底的分化、切 割、重塑。读书类的内容更适合音频平台，人们习惯于在开车、家务等场景下收听；影视类的内容则偏向短视频形式，以两分钟的高频剪辑加上个性解说对内容进行“三度创作”；而弹幕和社交媒体等则改变了人们观看和消费文娱内容的目的。

上述情况在文娱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影响非常明显，以《我是演员》为例，如果对节目形态进行归纳，这仍然是一档“明星+话题”，乃至需要主动制造议题、引起舆论话题的娱乐节目。而一些没有引进竞技、制造话题等操作手法、相对静态的节目，其热度则在本轮文化综艺的浪潮中便很快地消退了。

文化综艺仍需解决文化产业原创力这个根本性问题。有的综艺形式，仅仅是将一些经典文艺作品的选段进行朗读，缺乏综艺元素的二次加工，这样一种快餐式的“知识点提炼”，能够产生多大的艺术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文化类综艺，如何突破知识介绍的框架，形成与观众的有效互动，构成观众深度参与和讨论的娱乐模式，仍需要继续探索。

（摘编自沈河西《文化综艺仍需挖掘行业原创力》）

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多集中于诗、文、笔记等以往关注较少的文体领域，而传统的词学研究则相对较为沉寂。在此背景下，马里扬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一书出版，可谓为宋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珍贵的尝试。作者对其研究有着非常自觉的反省，以“内美的镶边”这一巧妙譬喻为其所做工作定位。所谓“内美”，盖指词之为词的文体特性。深入阐明这一点固为词学研究的根本要旨，然而作者自谓本书的研究并不直接探索“内美”，而将先从“镶边”的工作做起。所谓“镶边”，作者借用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外缘研究”概念加以阐发，谓其为对与宋词文体特质相关的外缘因素之考察，但又与以文献、历史考证本身为目的的“外部研究”有所不同：“外部研究，侧重于文献的整理与作家生平及作品背景的查考，而外缘研究则是在文学本体研究之内的，也可以说是文学的历史与文化的批评，不是单纯的文献与历史的研究”，其意图在于“借助文献学或历史学的方法，要来进入对文本的文学特性的研究”。

虽以对宋词“内美”的关怀为底色，然而占据本书主体并最能体现作者研究功力的部分，仍是大量扎实、细腻甚至趋于烦琐的实证性考据工作。书中所呈现的判断与观点，皆建立在对诸如“犯曲”结构与文辞格式、王安石文集编撰、苏轼与杨绘之交往、晏几道歌词“投赠”事件等具体问题的辨析之上。在直接材料有限、史实面目不清的情况下，作者在茫茫史料间勾陈爬梳，如农民耕种般对一手文献材料一寸一寸地耐心耕耘，遂使史料间的隐晦联系逐渐显影，模糊的历史事件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尤令人敬佩的是，虽以深厚的考证功力见长，作者呈现于书中的学术探索却不止于此。在作者看来，实证性的考据工作，应当通向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揭示与阐明：“我们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当中的‘考证’本身，恐怕不只是一种态度、方式与基础，或者应该本就是一种批评。”正如作者反复所言的，“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就此去理解文本特质所具有的内在境界——这应该是极其阔大深广的”，“文学作品的内在境界，则是具备有无限的可能，历史的考证不过是通向它的一种进路”。这样一种以历史文化考证作为文学批评的研究方法，可用作者后记中所言的“词外求词”予以概括：“研究宋词，恐怕至少应该关注也算是‘词外’的两个传统：士大夫的文学传统；诗乐的文化传统。脱离了前者，‘宋’就没有着落；脱离了后者，‘词’就等同于‘辞藻’之‘辞’。”本书所实践的外缘研究，正是通过将词外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充分地纳入对词体本身的观照中，展示宋词之“内美”所具有的深邃旷远的内涵。

（摘编自姚华《词外求词，展示宋词的内在之美》）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文化的样态也多种多样。只有促进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才能让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借助科技的方式传播更贴近公众需求的内容，同时也给科技赋予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推动科技更好地被公众了解、认知、掌握和运用。科技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手段、表达手法和方式，文化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

科技应该成为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支撑，成为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通过科技促进文化的腾飞，而文化应该是科技的重要内容，是科技向善的一种象征，也是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意义所在。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有助于弥合所谓的“两种文化”，推动“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并且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更好地服务于公众的福祉。

美国科技史研究者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曾谈及，当自然科学和卫生科学的成果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同样也塑造了一些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文化最后受到科学的影响怎会如此之小?如果从科技与文化关联的角度来说，其原因至少在于科技与文化之间存在的隔阂。人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收益，而忽视了它对精神层面的作用，从而也就导致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科技与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人们才能全方位地体会到科技对社会、对生活、对个人的影响，也才能真正地形成有利于科技发展的文化和推动文化深入发展的科技。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科技的内容如何能够体现在文化之中，文化又如何为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通过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所提升的文化软实力，有可能给这两个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答案。科技承载着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重使命，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有利于提升公众的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从而增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增强科技创新的后劲。科技创新离不开丰富的文化土壤和社会氛围，也离不开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文化支撑。科技与文化的深入融合将带有科技感的文化融入社会公众的日常消费行为之中，同时也将更有文化内涵的科技产品输送到公众的身边，从而为科技创新“固本培元”，打牢科技创新的基础，为科技创新培育科学文化氛围。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有助于推动科学普及的发展。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学者贝尔纳也表示，只有能够理解科学的好处的全部意义并且加以接受的社会，才能得到科学的好处。如果把科学看作广义文化组成部分来理解，那么这种文化就需要与科技的深入融合，并且转化成公众可以理解和使用的文化产品，需要创新科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深化科普内容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科技发展的成果，实现科普的普惠，用科普衔接起科技与文化，通过科普推动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摘编自王大鹏《用融合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科技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