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科的创立,至今尚不到百年。进入20世纪初期。无论是对于中国哲学文的研究文献的梳理、方法的探索,还是基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尝试构建中国哲学体系,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可以说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一方面,它所研究的材料和对建文中国的: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主要是外来的。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延续着,只不过问题意识和思想框架发生了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日益紧密,进一步丰富了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对传统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比如,冯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描述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又如,汤一介思考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试图构造以真善美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等等。在通史之外,无论是断代史还是学派和人物的研究都向纵深发展。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发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带动了人文学科内部的知识互动。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日益形成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
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体现在更加重视中国思想文化的固有格局,而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就是一个例子。冯友兰晚年特别强调,要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昆所著的《易学哲学史》,不仅系统梳理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且确立了传统经学在中国哲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后来的学者除继续探索易学哲学之外,还进一步讨论《诗》《书》春秋》等的哲学思想,丰富了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
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还体现在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发掘。21世纪之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是对中国思想传统内在价值的一次系统反思,也是对长期简单以西方哲学框架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的系统反思。经过此次讨论,中国哲学研究者增强了对哲学多样性的认知,认识到不应把欧洲哲学或者美国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更加自觉地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当然,这不等于不去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会通。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新时代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更加急迫。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一方面,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更加平和地处理与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更加从容地借鉴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在中国和世界的会通中确立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在这个背景下,通过继承和借鉴、知识和话语创新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王博《增强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2019年7月8日《人民日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进入20世纪初,中国哲学学科多个方面均取得一定进展,为新中国成立后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B.在建立初期,中国哲学学科所研究的材料和对象是中国的.但它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却是外来的。 |
C.断代史及学派和人物研究的发展推动以出土文献为代表的新材料的发现和人文学科内部的的,知识互动。 |
D.更加重视本国思想文化固有格局,摒弃西方哲学定义或既定思想框架,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觉。 |
A.文章站在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的高度,分析了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的形成原因。 |
B.文章以冯契和汤一介为例论证了中国哲学学科最初的建立是学习和依傍的产物。 |
C.文章在阐述中国哲学主体性自觉的具体表现时采用并列式论证结构层次清晰。 |
D.文章不仅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要性,还揭示了具体的构建方法。 |
A.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活跃时期,与国人对世界的理解更丰富、对传统的态度产生变化有关。 |
B.冯友兰晚年重视《周易》哲学研究,其弟子朱伯邕撰写《易学哲学史》,这些都证明了经学传统重新被关注。 |
C.自觉关注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不是与外部世界隔绝,而是不把西方哲学看作哲学的唯一形态。 |
D.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要客观理性地认识传统,加强与世界的对话,就能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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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当众表演故事的艺术,小说是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艺术。戏剧与小说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定性和基本风貌。
小说故事的时间、地点的变更完全没有限制,于是情节可以有大的容量;而戏剧是将事件的发生直接呈现在舞台上,作家对故事情节的支配必须受到舞台演出的限制,追求情节单纯集中,不枝不蔓。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规定:剧本创作必须遵守时间、地点和行动的一致,即只允许有一个故事线索,发生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必须只有一个地点。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布瓦洛把它解释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小说的媒介是语言,以叙述为主,诉诸读者的智力和想象;而戏剧的媒介则是演员的肢体和言语,以直观展示为主,诉诸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演员不能像小说那样插入作者的叙述、描写、观感、议论。高尔基在《论剧本》中说:“剧本要求每个剧中人物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特征,而不用作者的提示。”叙述与展示的不同带来的另一个区别是:小说倾向于表现过去时,而戏剧则表现现在进行时。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说:“任何叙述形式都趋向过去已发生而现在结束了的事件,那么戏剧的具体性正是发生在永恒的现在时态中,不是彼时彼地,而是此时此地。”所以,戏剧中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往往比较棘手,以前多靠人物的叙述回顾。
小说的故事是提供给私人阅读的,阅读的方式可以完全自由,情绪也可以随意调节,但是观众走进剧场看一出戏的情形则不同,它是一种集体欣赏。戏剧的故事必须一开始就引起观众的兴趣,并且要维持这个兴趣到戏剧的终结。如果观众感觉乏味,难免随时离场,这会影响戏剧演出的效果。情绪效果的限制要求戏剧故事必须加快情节发展的节奏,且保持情节的张力和变化,这就需要戏剧中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英国威廉·阿契尔在其《剧作法》中说:“我们可以称戏剧是一种激变的艺术,就像小说是一种渐变的艺术一样,正是这种发展进程的缓慢性,使一部典型的小说有别于一个典型的剧本。”
戏剧与小说各有其基本艺术特质与形态,但两者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背离了当时普遍接受的“戏剧法则”,追求戏剧事件的生活化和剧本的内在抒情性。虽遭指责,但这种崭新艺术促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舞台导表演体系的变革。众多小说家融入了戏剧的“动作”、“冲突”、“悬念”等技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创作出了众多的优秀作品。
(摘编自陈军《论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区别及沟通》)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戏剧有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西方经典戏剧理论“三一律”对此作出严格规定。 |
B.与戏剧借助演员肢体、言语的直观展示相比较,小说借助语言的叙述更加自由。 |
C.戏剧为了持续引发观众的兴趣,在一开始时就必须有冲突、悬念、突转和发现。 |
D.契诃夫的剧本《海鸥》遭到指责是因为作品挑战了当时根深蒂固的“戏剧法则”。 |
A.文章运用了对比的论证手法,用以突出戏剧与小说两种艺术形式的基本差异。 |
B.文章从时空限制、媒介形式、情节节奏三个维度分析了小说与戏剧的不同形态。 |
C.文章运用了引证的论证手法,名人的这些精辟论述为作者的观点增加了权威性。 |
D.文章以艺术总是交融发展为前提,举例论证了小说与戏剧互动学习的必要性。 |
A.戏剧作家跟小说家相比,进行剧本创作时不能天马行空,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
B.小说表现的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而戏剧则表现的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 |
C.小说的私人阅读、自由方式和阅读时情绪的可调性决定了小说是一种激变的艺术。 |
D.只有戏剧“小说化”,小说“戏剧化”,才是推动戏剧与小说向前发展的好思路。 |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望,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辨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铺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哀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顿挫,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读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叶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有删改)
1.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古诗不仅抒写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因此,唐人古诗表达的思想更深刻,情感更丰富。 |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
D.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经过不断变化和拓展后的唐人古诗更具艺术性。 |
A.第2段中,作者从诗歌的表现范围和音节两方面比较了汉魏和唐人的古诗,认同了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的观点。 |
B.对“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一分论点,作者主要是引用杜甫的五言、七言古体诗为例来进行证明的。 |
C.本文第3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诗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调感方面的不同。 |
D.第2段后半部分引述李攀龙、王士禛等人的言论观点,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
A.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表现范围有较大的开拓,这就促使古诗体的特长得到发挥。 |
B.古体诗的形式上有四言、五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但与五言、七言的绝句、律诗有别。 |
C.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名为“古体”,其实已经与以往古体有所不同。 |
教养的证据(节选)
毕淑敏
什么叫教养呢?辞典上说是“文化和品德的修养”,但我更愿意理解为“因教育而养成的优良品质和习惯”。
一个人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依然是没有教养的。就像一个人可以不停地吃东西,但他的肠胃不吸收,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是骨瘦如柴。不过这话似乎不能反过来说——一个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却能够很有教养。
教养不是天生的。一个小孩子如果没有人教给他良好的习惯和有关的知识,他必定是愚昧和粗浅的。当然,这个“教”是广义的,除了指入学经师,也包括家长的言传身教和环境的耳濡目染。
教养和财富一样,是需要证据的。你说你有钱不成,得拿出一个资产证明。教养的证据不是你读过多少书,家庭背景如何显赫,也不是你通晓多少礼节规范,能够熟练使用刀叉会穿晚礼服……这些仅仅是一些表面的气泡,最关键的证据可能有如下若干。
热爱大自然。把它列为有教养的证据之首,是因为一个不懂得敬畏大自然,不知道人类渺小的人,必是井底之蛙,与教养谬之千里。这也许怪不得他,因为如果不经教育,一个人是很难自发地懂得宇宙之大和人类的微薄的。没有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人除了显得蒙昧和狭隘以外,注定也是盲目傲慢的。之所以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护花草,正是这种伟大感悟的最基本的训练。若是看到一个成人野蛮地攀折林木,通常人们就会毫不迟疑地评判道——这个人太没有教养了。可见教养和绿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懂得与自然协调地相处,懂得爱护无言的植物的人,推而广之,他多半也可能会爱惜更多的动物,爱护自己的同类。
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能够自如地运用公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内心和同他人交流,并能妥帖地付诸文字。我所说的公共语言,是指大家——从普通民众到知识分子都能理解的清洁和明亮的语言,而不是某种狭窄的土语俚语或者某特定情境下的专业语言。这个要求并非画蛇添足,在这个千帆竞发的时代,太多的人,只会说他那个行业的内部语言,只会说机器仪器能听懂的语言,却不懂得和人亲密地交流。这不是一个批评,而是一个事实。和人的交流的掌握,特别是和陌生人的沟通,通常不是自发产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练习来获得的。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所掌握的词汇是有限和贫乏的,除了描绘自己的生理感受,比如饿了、渴了、睡觉以及生殖的欲望之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内心感知甚为模糊,因为那些描述内心感受的词汇,通常是抽象和长于比兴的。不通过学习,难以明确恰当地将它表达出来。那些虽然拥有一技之长,但无法精彩地运用公共语言这种神圣的媒介,来沟通和解读自我心灵的人,难以算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技术是用来谋生的,而仅仅具有谋生的本领是不够的,就像豺狼也会自发地猎取食物一样,那是近乎无需教育也可掌握的本能。而人,毫无疑问地应比豺狼更高一筹。
……
有教养的人知道仰视高山和宇宙,知道仰视那些伟大的发现和人格,知道对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表达尊重,而不是糊涂地闭上眼睛或是居心叵测地嘲讽。
(有删改)
1.下列关于选文的理解,表述错误的一项是A.文中说“一个人可能受过教育,但他依然是没有教养的”,因为一个人虽然受了教育,但如果不能由此养成自己优良的品质和习惯,那就仍不能算是有教养的人。 |
B.选文的主体部分运用了排比方式,讲述了“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具备的品德和素质。 |
C.作者把“热爱大自然”列为教养的证据之首,意在提醒大家开阔眼界,不做井底之蛙。 |
D.本文运用比喻说理和对比说理。这样写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让读者对所说明的道理有了形象的认识。 |
3.原文作者为我们列举了一些教养的证据,如果让你补充这张教养的证据清单,你会添加什么内容?请列举一项并简要阐述理由。
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参与建构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联系。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ㄔ”字,本来是象形的纵横相交的十字路口,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ㄔ”,但当它在后世以“ㄔ”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须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A.人们意识中的世界是由语言文字建构的,因此从汉字中,我们能读出古代中国人深层思维和意识结构中的一些东西。 |
B.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由具体图画演变而成,它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方式衍生滋蘗,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符号体系。 |
C.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表具体事物的文字,如“米”“黍”等字,却完全没有表抽象意思的类名。 |
D.由“木”引申出“梅”“李”,进而引申出“本”“末”,再引申出“杲”“杳”,体现汉字通过感觉、联想、隐喻等方式进行归类。 |
A.文章论述了从象形的汉字中看中国古人深层思维和意识结构这一观点,从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汉语的句式等方面展开论述。 |
B.古代汉字中的“牛”的各种字形都突显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为古代中国人习惯于具象而不习惯于抽象的观点提供了例证。 |
C.文章第三段论述了汉字是以象形“初文”为根衍生的,人们一看到以“初文”为义符、以类相从的字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 |
D.“役”字原不从“ㄔ”,后以“ㄔ”为义符,人们才觉得从役与在路上奔波有关,这证明了汉字不一定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 |
A.文字留下了创造者思维方式的烙印,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始终与具体形象相联系,与汉字的象形性大有关系。 |
B.古代中国人主要通过表象来感知世界,这使汉字有了强烈的象形性;汉字的象形性又反过来使中国人的思想缺乏运算、推理、判断等活动。 |
C.象形性使汉字能独立呈现意义,说话者在缀词成句表达意思时,无须严密的句法,听话者就能借助共同的文化习惯顺畅理解话语的意思。 |
D.古老的汉字能让我们理解古人的生活重心和兴趣,感知其思维方式和知识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应当被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
也说“衡阳雁”
孟国栋 孙晓磊
“衡阳雁”是古代诗词中的经典意象,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均与之相关,如杜甫“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等。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雁春去秋来的生活规律,认为大雁于农历八九月间南来,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北归。《尚书·禹贡》将其称为“阳鸟”。古人认为随阴阳之鸟都不是中国固有的物种。《礼记·月令》:“盲风至,鸿雁来。”郑玄注曰:“凡鸟随阴阳者,不以中国为居。”
雁既然不居“中国”,则其所居当在边裔,古人认为可以用来区隔“中国”,也就是古九州边界的重要地点有以下两组四地。一组是碣石与会稽。碣石、会稽也代表着古代“九州”沿海线的南北两端。另一组是雁门与衡阳。《尔雅·释地》有“五陵”之说,雁门为北陵,是北方荒凉边裔之地。衡山之南即是衡阳。《周礼·职方氏》:"“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故衡山是天下的南端。
碣石、会稽、雁门、衡阳均在九州的边界,是上古时期人们对“中国”边界认识的极限,更南、更北之地实属蛮荒,尚未被纳入他们的认知范围。清人迮鹤寿曾总结《尚书·禹贡》中九州的划分:“古人画州分界,无不因乎山川之大势,则《禹贡》之山水泽地俱在,可约而得之。豫州居中,其余八州邻于四裔。”大雁的迁徙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既有外在的温度、日照、食物等原因,亦有其自身内在的生理因素。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大雁在西伯利亚、我国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北部一带繁殖,其南飞至越冬地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其繁殖地出发,沿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黄河、长江流域进入福建、广东等地,最远可到南洋诸岛;二是从其繁殖地出发,经由内蒙古进入华北地区,南下可至云南、四川等地,最远可到缅甸、印度。虽然碣石与会稽、雁门与衡阳不是鸿雁迁徙路线的真实两极,却均位于这两条路线上。古人之所以将此四地看作大雁迁徙路线的极点,应当与他们对九州边界的认识有关。
虽然古诗文中的“衡阳雁”意象最早可追溯至张衡的《西京赋》:“上春候来,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北栖雁门。”但这只能说张衡是率先将这种观念施之于文学创作中的。郑玄与张衡生活的年代相近,这说明雁栖衡阳已经是当时学者们普遍认同的看法了,这一观念的生成必远较张衡生活的时代为早。先秦典籍中的诸多记载表明上古时期人们对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我们相信,他们不仅仅是观察大雁迁徙的时令和习性,对其迁徙的路线肯定也是进行过思考甚至考察的,只是受限于对九州地理边界的认识,以衡山为“中国”的最南端,认为位于衡山七十二峰最南面的回雁峰即是九州南端之极点,进而认为鸿雁栖居于衡阳的回雁峰而不再南飞,这个观念产生的时间当不会晚于《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战国末年。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先秦时期,人们囿于对九州边界的认知局限,以衡阳为九州的南极,雁门为九州的北极,认为鸿雁从碣石和雁门南下,栖止会稽和衡阳,即郑玄所谓鸿雁“不以中国为居”者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20年12月07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古人观察到大雁春去秋来,就认为他们是居住在蛮荒之地“中国”的阳鸟。 |
B.对九州之乐的蛮荒之地的认知缺乏,也让“衡阳雁”充满了一种未知的神秘。 |
C.古人认为,在碣石、会稽、雁门、衡阳四方所围起来的界限之内才是文明之地。 |
D.九州之中,豫州居中,述文明之地,其他各州靠近蛮荒,自然地位不如豫州高。 |
A.文章为了说明问题,引用了大量古代典籍来佐证,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
B.文章从古诗文中的“衡阳雁”说起,探讨了“衡阳雁”这一意象产生的原因。 |
C.文章符合“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得出结论”这一传统的论说文的行文思路。 |
D.古人掌握了大雁的迁徙规律,了解了其迁徙受温度、日照、食物和自身的生理因素的影响。 |
A.古人认为鸿雁栖居于衡阳的回雁峰而不再南飞,这种观念的产生和时间可能不晚于战国末年。 |
B.碣石、会稽、雁门、衡阳被古人认为是九州的边界,也是“中国”的边界。 |
C.“衡阳雁”第一次作为文学意象出现,不是在张衡的作品中,先秦典籍中已有。 |
D.古人对于大雁的迁徙路线和现代生物学研究基本一致,反映出我国古人的智慧。 |
《汉书》叙事,多收入历史人物文辞,成为一大特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有“《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其论曰:“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馀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馀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灭。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自《史记》《汉书》先后问世,探讨“史汉优劣”、比较“史汉高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久论不衰的问题,论者或甲班乙马,扬马抑班,或在详细分析《史》《汉》叙事特点后提出不得以繁简定史之优劣的观点。赵翼此论进一步从载文的角度驳斥张辅之论,他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认为那些《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又指出《汉书》于汉武帝以后诸传也“多载有用章疏”,由此得出结论:“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
《汉书》载文入史,有其遵循的准则,而赵翼颇能体会并揭示出撰述者的匠心。以关于贾谊、东方朔文辞的载录为例。太史公在为《秦始皇本纪》所作的史论中,大篇幅地引用贾谊《过秦论》,用以说明强秦兴亡之势。《汉书》则将《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的史论杂糅,置于《陈胜项籍传》的“赞”中,这都是借他人之论来表达己论的做法。《史》《汉》又皆有贾谊传,述其生平,载其辞赋。不过,从二书为贾谊本传所作的史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旨在抒发对屈原、贾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品行的仰追;而班固在总结贾谊政治思想得失之后,明确告知读者该篇载文的体例:“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汉书·东方朔传》也大量地运用了载文方法,在该篇“赞”中,作者写道:“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这是向读者说明,该传详细载录东方朔言辞,是由于世人多以奇异之论妄附于东方朔,故作者要通过详细地载文辨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颜师古注)。可见,在《汉书》作者看来,处置得当的载文有益于实现史书叙事的实录旨趣。而从《贾谊传》《东方朔传》可以看出,《汉书》作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文辞在叙述历史人物传记时的功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项叙事方法。
《汉书》载文,使史事丰赡而不失典实之风。一向自负于文笔的范晔在评价《汉书》叙事时也称其:“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壹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下》)《汉书》所载之文,不仅有诏令、奏疏、对策、辞赋、书信,还有反映民情民意的谣谚,后者颇能“以特殊方式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陈其泰《谣谚入史:班固<汉书>的功力》)。质言之,通过选载“有用之文”而增添史书叙事的丰富性,是《汉书》熟练运用的叙事方法,它反映出撰述者开阔的历史眼光,即通过选载“有用之文”展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历史内容。这是《汉书》构筑起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的重要方面。
(摘自朱露川《谈谈史书叙事中的载文——从“<汉书>多载有用之文”说起》)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晋张辅以繁简定史之优劣,他认为司马迁以少总多,而班固则反之,从而认定司马迁比班固高明。 |
B.清赵翼认为《史》文简是因迁喜叙事不喜政务;而《汉》文繁,是因班固将事关学问政务者尽数载之。 |
C.《汉书》载文入史有其遵循的准则,即借他人之论来表达己论以及借文辞之美表达对传主品行的仰追。 |
D.陈其泰认为,《汉书》中的所载之文以特殊方式反映了民众的喜怒哀乐,显示了班固《汉书》的功力。 |
A.本文综合运用了引用论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使文章行文摇曳多姿,既有文学性,又具严谨性。 |
B.第二段运用总分总结构,论述了《汉书》载文有益于实现史书叙事实录旨趣的观点,要点清楚,文脉贯通。 |
C.引述范晔、陈其泰的文字,旨在表达对汉书载文这种叙事方式的赞同:使史事丰赡而不失典实之风。 |
D.作者在引述范晔用语时,特意冠以“一向自负于文笔”“也称其”等字样,意在表明汉书之叙事令人折服。 |
A.《史记》《汉书》优劣之争,不管观点、立场如何,某种角度上都可以看成是对《汉书》的重视和赞美。 |
B.班固自觉意识到文辞在叙述历史人物的功用,并有意识地、熟练地加以运用,显示出开阔的历史眼光。 |
C.若未选载有用之文展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历史内容,《汉书》的秩序美和结构美将大打折扣。 |
D.本文作者对《汉书》叙事中的载文特点不吝赞美之辞,据此可以推断,他是不折不扣的抑马扬班派。 |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 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 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 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就作者方面而言,“兴”的作用既包括见物起兴又涵盖因事象而引起感动。 |
B.就读者方面而言,“ 兴”的作用表现在读者对作者及其诗歌作品产生感动。 |
C.子贡从切磋琢磨句中悟出做人的道理,无疑当在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之列。 |
D.王国维“为学”境界的读诗感发,证明了中国诗歌中的“兴”的重要作用。 |
A.文章段与段之间衔接十分紧密,如中间四段的段首句都既承接上文又引出下文。 |
B.文章既援引古代经典中的言论,又以《诗经》及唐宋诗词为例,论证方式灵活。 |
C.文章论述“兴”的作用,主要从作者和读者两个方面展开,并且重点论述后者。 |
D.文章通过对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对比论证,突出了阅读中读者兴发感动的重要性。 |
A.对作品的理解越背离作者本来的意思,就越能体现读者具有生命感悟能力。 |
B.读明月即懂明月,读清风即懂清风,从表面理解作品,属于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
C.孔子的“诗可以兴”不是说诗仅仅能够感动一位读者,而是能感动无数读者。 |
D.陆游的《钗头凤》和晏殊的《蝶恋花》,这都是能够使读者产生感动的好词。 |
文明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类进入文明的时间,只占人类全部历史的千分之一多一点。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晚,是因为它需要诸多条件,其中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原始状态中人群之间的交流,迫使他们改变原有的生存状态,形成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即早期国家。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大河流域。河流是远古人类最便捷、最容易利用的交往通道,住在水边的先民们,最容易与其他人群进行交往。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水给人类带来文明,把散布在各处的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文明成长的中心。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出现在水边,只不过那片水是海而不是河。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不同,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最显著特点,几百个城邦组成“希腊世界”,相互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而在世界其他地方,最终都发展出许多地区性的强大国家。但古希腊没有,结果很快就湮没了。古希腊情况很特别,可是近代以后却有人把这种独特现象说成是“普世”的。指出这些事实,只是想说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特定的时空背景。
在西方人眼里,最神秘、最难以理解的是古代中国。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的广阔土地上,已经形成众多“酋邦”;这些“酋邦”渐渐融合,最终向统一国家方向发展。当欧洲尚处在荷马时代,周天子已经用分封制规范了土地分配形式和社会等级秩序,而类似的制度,要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才在欧洲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西周分封制造成社会严重解体,持久的动乱延续了数百年——正如同在西罗马解体、封建制形成后,西欧也经历了数百年动乱。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中国,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
中华文明是唯一自远古至今日未曾中断的一个文明,除了政治统一这个因素,还有一种强大的思想黏合剂,那就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生于轴心时代,他希望结束动荡,回归秩序,因而设计了一套关于秩序的学说。这套学说承前启后,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载体。文明有两个载体,一是政治的载体即国家,二是精神的载体即意识形态。轴心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产生了人类多种文明的精神载体,后来各种文明的发展,多少都表现为轴心时代精神产物的继承与变异。孔子的学说与帝国的结构高度结合,形成了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
相比之下,西欧的情况不是这样,思想与国家未能理想对接,对后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公元七世纪,唐帝国在东方崛起,欧洲却进入“封建时代”,国家政权与意识形态分离。这以后,东、西方文明拉开距离。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态势长期不变。西欧的封建制度使社会高度碎片化,缺少凝聚力。因此,西方想摆脱落后,就需要重新建立统一的国家;这一次,他们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国家以民族共同体作为政治支撑点,以民族认同感作为思想支撑点,在这种国家的扶持下,西方开始了它在近代的崛起。欧洲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西方崛起正是从这里开始。尽管现在有些人很不愿意说:专制统治也曾在西方“普世”过。人类文明从来就有多样性,它以时空的规定性为转移。这样,在1500年前后,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它以西方崛起为标志,翻转了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就成了世界的牵引机,“西方中心论”从那个时候开始,“普世”之说也由此而来。普世主义的真正含义是将西方等同于世界,由此一来,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摘编自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以“城邦”为显著特点的古希腊文明因为城邦之间的无休止的征战而没能出现大国。 |
B.孔子的学说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粘合剂,维系着中华文明从远古延至今日,源远流长。 |
C.西周的分封制和西欧的封建制都造成了社会解体和国家动乱,这不利于文明的传播。 |
D.思想与国家的完美对接,使孔子学说与帝国结构高度结合,并促进了各种文明的发展。 |
A.文章从文明产生的条件及地域特点说起,然后又谈到文明的多样性及文明发展的因素。 |
B.文章叙述古希腊文明的特点,是用事实论证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会因为持续战争而淹没。 |
C.文章比较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意在论证局面翻转的原因及西方”普世”之说。 |
D.西方早期的民族国家从专制制度起步,实现了思想与国家的对接,开始了近代的崛起。 |
A.孔子学说之后,意识形态领域蓬勃发展,可见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 |
B.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因为水使人群交往更加便捷,也把早期文明幼芽连接在一起。 |
C.中国历史上唐帝国的崛起和西方在近代的崛起,都体现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需要高度分离。 |
D.随着东西方发展态势的变化,西方牵引着世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不复存在。 |
浅谈中国文化的民本价值观
文 运
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在源头上是以民为本,这一点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如何借鉴古人的智慧回应时代的需求,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民为邦本,执政者应当重视人民。《论语》中记载了尧对舜说的一句话,“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按照朱熹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如果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很穷困,执政者的权力也就永远结束了。在《尚书·夏书》中,明确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表述。当时,大禹的孙子太康失德,丢掉了政权。太康的弟弟就引用他们祖父大禹的话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执政者要亲近人民,不可轻贱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这个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这都是执政者从维护执政地位的功利性视角,总结出来的执政经验。
第二层是天意即民心,执政者应当敬畏人民。中国没有形成西方那种一神论宗教,但天在中国文化里有宗教性意义。古人最崇尚、最敬畏的就是天。虽然说天意从来高难问,但是古人认为,天意即民心,已经明确把至高无上的天与民心向背紧密联系在一起。《尚书·周书》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就对大家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来自人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意是眷顾人民的,人民有要求,天意会顺应。这已经不是功利视角,而是上升到了带有宗教意味的高度,这就将民本思想往上提升了一层境界。
第三层是民贵君轻,执政者应当仰望人民。根据《史记》记载,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的德行不够,不足以接班,于是暂时将权力交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舜。权力给舜,天下人民得利而丹朱吃亏;权力给丹朱,天下人民受害而丹朱得利。尧权衡再三,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无论怎样,都不能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让天下人民受害。最终,尧将帝位禅让给了舜。“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实际上是说,当人民的利益与执政者个人利益不一致时,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尧不但提出了这样的政治理念,而且进行了相应的政权交接实践,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在《孟子》中,就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表述,强调人民比执政者更重要,这已是被广为传颂的经典名句了。其实《荀子》说得更直白:“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就是说,按照天意,人民不是为了执政者而存在,而执政者是为了人民而存在。,这已经完全不是从执政者的个人利益角度看问题了,而是直接体现了中国文化最为推崇的“天下为公”精神,值得今天的人们细细体会。
(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正因为以民为本思想对我们鉴古及观今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将其视作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源头。 |
B.强调“民为邦本”,强调“重视人民”,体现了执政者爱护老百姓的强烈意愿。 |
C.天在中国文化里有宗教性意义,而古人认为“天意”即“民心”,敬畏人民的思想实际上来自“敬天”的认识。 |
D.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强调人民的地位应该比执政者还要高,实属难能可贵。 |
A.文章大量引用《论语》《尚书》《史记》《孟子》《荀子》等经典古籍文献,增强了说服力。 |
B.文章中“天意即民心”不同于“民为邦本”的功利视角,而是带有宗教意味,二者的对比提升了民本思想的境界。 |
C.尧禅位于舜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民贵君轻”不仅仅停留于政治理念,而是可以付诸实践的。 |
D.文章采取典型的总分总式论证结构,先提出观点,然后从三个不同层次纵向深入,最后总结。 |
A.大量经典古籍文献资料表明,中国文化中的民本价值观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的。 |
B.所谓“民为邦本”,基本上出于执政者的功利性思考,因而不具有什么历史意义。 |
C.唐太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与民本思想中“敬畏人民”的认识一脉相承。 |
D.今天,中国梦中“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正是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
数字人民币带来巨大想象空间
日前,深圳市政府宣布在罗湖区开展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引起广泛关注。根据深圳官方公布的数据,共有191.38万名在深个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数字货币红包的预约登记,5万人中签,整个测试将在10月12日18时至10月18日24时之间完成。与此同时,3389家商户也完成了POS机的全面升级。
从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在2019年Facebook推出Libra白皮书和框架后,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计划DCEP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不过,对于DCEP我们的态度一直比较低调。而此次试点可以说是DCEP在公众面前的一次相对高调的亮相,可以预见,未来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进入“加速跑”阶段。最近国务院颁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也再次明确支持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测试预计会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通过小范围的测试完成基本的早期技术验证,第二步是开始在应用场景下进行较大规模的中期测试,第三步则是正式面向社会推广,甚至开始走向国际化。从本次测试的信息来看,DCEP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早期技术测试,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中期测试。本轮测试实际上采用了数字消费券的模式,在限定时间、限定区域和限定消费场景下进行随机投放。这种投放模型可能是未来中国数字货币的主要推广策略,通过抽签保证公平性,又通过限定条件确保DCEP能够真正应用于消费场景,在实体经济内流传。如果这一模型得到验证,对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客观上来讲,中国数字货币的发行有着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19亿人,占据全球网民总规模的32.17%;网络支付交易额达249.88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用户已经习惯了互联网支付,数字货币的推广成本很低,未来有可能推动高达数十万亿规模的数字经济产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货币是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皇冠上的明珠,若与5G技术、北斗系统相互打通,将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
目前,央行数字货币是各国发展的一个重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调查,80%的中央银行已进入数字货币研发,其中过半已进入研究实验与实行阶段。10月9日,日本央行发布央行数字货币报告,明确未来数字货币的规划、设定及实施路线;国际清算银行(BIS)与7国中央银行(加拿大银行、日本央行、瑞典央行、瑞士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前也联合发表《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基本准则与核心特征》报告,以促进数字货币发展与推进跨国支付。不过,虽然这些国家也在讨论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但由于立法限制、数据安全等问题进展速度较慢,大多还停留在讨论阶段。当前,中国在这场所谓的“数字货币竞赛”中走在了前端。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超前发展让一些西方政客产生焦虑和恐慌,甚至出现了一些阴谋论。西方社会一些人关于中国数字货币计划的恐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担心人民币通过数字货币进行国际化,对美元体系产生冲击;二是担心数字货币走向全球,使得中国政府或企业掌握国外的用户数据。一些所谓的担忧和阴谋论说法并没有什么依据,主要还是他们的恐慌心理所致。但它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的数字货币应当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于全球的公众面前?无论技术如何演进,货币的本质仍然是信用,而信用的背后则是公众信任和社会形象。一旦技术被恶意打上“不良”标签,那么就会失去信用基础。正如华为先进的5G技术被西方政治家贴上“国家安全”的标签一样,如果DCEP也被打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的阴谋论标签,则会推高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成本。而且,可以想见,一些西方反华政客会大力妖魔化中国数字货币计划。
因此,这也提醒我们,在推行DCEP的时候,必须谨慎地塑造和维护DCEP良好的公众形象,甚至将其作为重要价值观之一。如果数字货币未来要走向国际社会,那么在其早期的方案设计中不应当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解决方案,而应是一个在全球化视角下设计的“文化产品”。这才是数字货币的信用根源。
1.下列对文中“数字货币”的有关表述, 正确的一项是( )A.从2014年起,中国央行就开始了对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数字货币计划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 |
B.中国数字货币的发行有着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根据相关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19亿人,移动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C.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测试预计会分三步走,此次数字人民币红包的面世,标志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进入“加速跑”阶段。 |
D.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数字货币报告,明确未来数字货币的规划、设定及实施路线;7国中央银行也联合发表报告,以促进数字货币发展与推进跨国支付。 |
A.在限定时间、限定区域和限定消费场景下进行随机投放数字消费券,这种投放模型将是未来中国数字货币的主要推广策略。 |
B.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超前发展,走在了前端,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在讨论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但大多还停留在讨论阶段。 |
C.推行数字货币必须谨慎地塑造和维护数字货币良好的公众形象,甚至将其作为重要价值观之一,数字货币若要走向国际社会,应在全球化视角下设计。 |
D.一些西方反华政客会大力妖魔化中国数字货币计划,打上国家安全、数据安全的阴谋论标签。 |
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诗人独特的观察事物的角度,独特的情趣和性格,构成意境的个性。陶渊明笔下的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以至一提起陶就想起菊,一提起菊就想起陶,陶和菊已融为一体。李白笔下的月,陆游笔下的梅,也莫不如此。李白说,“山衔好月来”,“举杯邀明月”,“欲上青天揽明月”,“我寄愁心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他和月的关系多么密切!那一轮皎洁的明月不就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吗?陆游一生写了许多咏梅诗,“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是他自身的写照。《梅花绝句》:“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这雪白的梅花也体现了陆游自己的高傲与纯洁。
正像中国古代绘画一样,中国古代诗歌不追求对客观物境作逼真的模仿,而是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意境既然是个性化的,那么它必然同风格有密切的关系。古人评论诗的风格,大都着眼于意境。唐皎然《诗式》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他所谓的“体”是指风格,高、逸是他所列十九体中最推崇的两体。他认为体的不同,是由于诗思初发所取之境不同,也就是意境的不同造成的。这是很有见地的。
意境中既包含着诗人主观的思想、感情和个性,而这些又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那么意境就必然曲折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内容。王国维论意境,看不到它的社会内容,所以对意境的高下不能加以正确的评骘。他认为诗人越脱离社会,越能保持赤子之心,就越能写出好诗来。他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其实,不论“客观”或“主观”之诗人,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都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文学创作当然要出自真情,但这性情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至于性情的真伪则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诗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读者,就有真性情的表现。
王国维又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节选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1.下列关于“诗境的个性化”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因为意境中有诗人主观的成分,而每个诗人主观性都不相同,所以好诗的意境总是个性化的。 |
B.中国诗歌不逼真地模仿客观物境,力求创造和表现具有个性特点的意境,形成了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
C.每个诗人都以独特的角度观察事物,而不同的角度必然看到事物的不同侧面,因而形成个性化的诗境。。 |
D.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情趣和性格,对待事物也就有了不同的情感和态度,因此构成意境的个性化 |
A.意境是个性化的,同风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
B.古人往往从意境入手,来评论诗的风格。 |
C.唐皎然认为,境界越高,风格也越高。 |
D.唐皎然认为,风格不同,所构成的意境也不同。 |
A.李后主生于长于深宫之中,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这是他的词作的长处,也是他的词作的短处。 |
B.王国维过于注重诗歌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看不到意境的社会内容,所以不能正确评价诗歌意境的高低。 |
C.不论是“主观”之诗人还是“客观”之诗人,要写出优秀的作品来,就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
D.诗人的性情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出来的,诗人性情有真伪之别,取决于其写作态度。 |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2)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3)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 (节选自《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有删改)
1.下列关于“网络暴力”的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
A.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带实质性损害。 |
B.随着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暴力成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形式实施的行为。 |
C.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因此,网络暴力事件目前还无法确定具体的行为主体。 |
D.网络暴力的行为主体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这是由网络交往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决定的。 |
A.开放的网络交互空间,犹如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由网络技术本身所带的风险特性成为催生网络暴力的技术根。 |
B.大量的“网络推手”为获取更多的广告收入,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成为网络暴力的助燃剂。 |
C.“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成为网络暴力现象在中国频发的现实动因。 |
D.网民群体年轻化的特点和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使他们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是催生网络暴力的重要因素。 |
A.在互联网上,基于多种联系纽带或个体偏好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和趣缘群体往往都具有非组织化和陌生化的特点。 |
B.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是规避网络技术风险,应对网络暴力现象的必然选择。 |
C.网络空间的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都属于舆论范围,不会直接对他人的生命权、身体权构成侵害. |
D.面对质量参差不齐、真伪难辨的网络信息,年轻化的网民群体很可能成为信息风险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成为信息风险的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