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材料张仲景，生于150年，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在家中的藏书中，读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做医生的愿望从此萌芽。他所生活的南阳郡，是伤寒瘟疚的重灾区，自己家族中有十分之七的人，都死于这种病，从小到大，耳闻目睹了这种疾病带来的灾难，也萌生了战胜这种灾难的愿望。后来，张仲景成为长沙太守，他在衙门门口熬好药汤，义务分发给老百姓。公元3世纪后，他开始撰写自己医学生涯里最重要的著作——《伤寒杂病论》，东汉时代伤寒是一种意味着死亡的不治之症，在欧洲它有一个更恐怖的名字——黑死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摘编自张嵌《张仲景：欧洲人最景仰的中国医生》

材料   天花是在全球流行了3000多年的传染病，大约于1世纪中期传入中国。至迟在16世纪中期，中国人发明了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这一发明本质是令接种者感染一次轻微天花而获得免疫，体现了“不治已病治未病”“以毒攻毒”的中医理念。明清时期已经有几十种痘科专书，还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清朝还设立种痘局，并有专职官员管理出痘人的隔离情况。人痘术尽管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发明，流传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伏尔泰认为这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人痘术18世纪初传到英国时，一开始遭到了比较大的责难和反对，被认为是逆上帝的天恩行事。整个18世纪欧洲因天花导致的死亡非常多。18世纪末，英国医生詹纳经过不断的观察和实验，从牛痘脓包中取得痘浆接种到人身上，发明了简便安全的牛痘接种术。1805年，牛痘接种术由菲律宾传至澳门，很快遍布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科学家齐长庆在实验室制成此后为中国人长期使用的牛痘苗“天坛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大力推广全民种痘，并不断提高痘苗质量，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末彻底消灭天花。从全球范围看，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消灭天花运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天花完全消灭。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

——摘编自孟庆云《从即毒消灾到种痘免疫》等

材料一   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动，普遍的失业、流浪和贫困现象对英国社会秩序造成较大的冲击，危及统治者利益。1601年英国议会颁布《济贫法》，企图以福利救济、以工代赈、劳动培训等方式，对贫困者的生活给予一定的“保障”。1723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要求各地方政府广设“贫民院”“习艺所”，加强“院内救济”，禁止“院外救济'1795年，工业革命的冲击、农业歉收造成的饥荒、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政府卷入对法战争，造成英国社会动荡不安，英国部分地区开始流行斯皮纳姆兰制。在“公平收入”的口号下，它规定对每个在固定收入水平线以下的劳工按照面包的市价和劳工家庭成员的人数进行补贴、救济，保障其最低生活。

——摘编自李宏图、沐涛、王春来、卢海生《工业文明的兴盛一16-19世纪的世界史》

材料二   从1949年至1956年，我国颁布和实施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救助方面，1949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由中央组织全国性的救灾工作。1950年6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在社会保险方面，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到包括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所有企业和职工。在医疗保障方面，确立了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确立了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制度。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文姚丽、刘振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历史演进综述》

材料一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济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进入清代，这一趋势也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地方官府实施疫病救疗采取的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道光四年）六月，（苏州）时疫盛行。……于是郡中绅士韩、黄、许诸君子合告于藩泉两司及府县，请设医药局，以诊贫民之有疾而无力求药者。时方伯诚公、廉访林公允拨民捐赈余银，长元吴三县各一千两，以给经费，设局于郡城适中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夏，苏郡大荒疫，陈府尊鹏年捐俸复合避瘟丹施送，即“太乙丹”，“姜、许、徐等村庄，疫疠盛行，公亲诣散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春，“疫病愤兴，民受其困。时大宪率属吏致斋告虎，思所以为民请命者备至。余请于上台，延师叔侄祈祷。继而甘霖立霈，诊气旋消，吴民大悦”。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悯编户之疾苦，如痢瘰之乃身，遂下询疫所自始与所为治"，见周扬俊之《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遂“命急付枣，以公同志”。此外，官府奉国家之命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疗行为。在出现疫灾时，官府对尸体的掩埋、病人的隔离以及卫生的管理等等。社会力量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自身也会开展一些救疗活动，这些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性救治和日常性施救两类。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与社会对瘟疫的反应》

材料二 中国古代卫生防疫虽然在理论和立法上，仍属于以“爱民”相标榜的国家和地方官府的职责范围，但由于它们大都并不直接关乎钱粮与社会稳定这样的大事，所以显示不是国家和政府的施政重点。官府作为与否，完全视当政者的道德责任感和行政能力、地方乡贤力量的活跃程度以及地方财力等多种因素随机而定，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所以，民间社会力量相对活跃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在苏杭等中心城市，这类事业往往有社会力量主动承担，而地方政府则给予名义和法理上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经常性保障，以及必要的管理、监督，故而也必然不可能使其实现制度化、经常化和普遍化。

——摘编自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进代演变》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被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伦敦于1499—1665年发生多次严重鼠疫疫情。随着王权的加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铎王朝摆脱了中世纪消极无为的宗教防疫观念束缚，而以积极的姿态来处理防疫事务。为防控疫情，1518年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来隔离措施在全国逐渐合法化和制度化。政府严禁疫区人员流动，以防止疫情扩散。政府积极加强疫区公共卫生建设，以消除疫病滋生条件。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这些法令基础上，英国政府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为防疫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决定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来救助那些因为瘟疫、灾荒等突发灾难四处流浪的乞丐和流民。由于有政府救济，许多家庭愿意接受隔离，这使得英国的防疫工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7世纪末期鼠疫逐渐从英国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