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旧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没有学习机会而沦为文盲，因此，迅速消灭文盲，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对于共产党来说，不仅是一项单纯的教育任务，还是一项政治任务。1956年，中共中央颁布文件强调“扫育课本的编写与扫盲教学必须联系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与群众生活实际＂，进一步推动了扫育运动的开展。至1964年，我国的文盲率已山建国前的约80％下降至37.8％。

——摘编自陈鸥《建国初期我国扫自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材料二   截至2004年底，全国各县、镇、村有小学37万所，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98.6％；初中5.43方所，毛入学率达到94.1％。中等职业学校共培养农村学生1300多万人，培训农村劳动力4.6亿人次。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拨款也由1997年的430亿元（54.8％）升至2002年的990亿元（78.2％）。农村中小学的校舍面积不断扩大，相关硬件设备的配置也有所增加，尤其是信息技术教育取得了较大进展。2004年，“一赀制”在全国农村中小学开始实行，乱收费问题进一步得到治理。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数量不断减少，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小学为97％，初中为86.5％。

——摘编自张红李俏《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政策分析与绩效评估》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华日报》敏锐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缺乏黄金的国家，在基金组织份额的摊认上，纵然中国可设法解决，但这并非根本性的解决。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在国际贸易上一向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办法之下，各国可利用基金平衡其国际收支，但是这个会员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归还这笔被利用的基金。如果我国国际贸易仍像过去一般，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那么到了归还“基金”的时候，依然是要面临困难。但是同时《新华日报》也就中国的四强地位表现出了审慎乐观的态度：“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主要是决定于这个国家本身。我们很高兴未来的国际经济，将展开一幅合作、繁荣的美景，但必须认清自己的弱点，更必须努力克服这种弱点……发展生产。”

——摘编自张士伟《中国共产党对布雷顿森林谈判的观察、参与及其影响——兼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共对于国际货币安排的认识》

材料二   198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0年9月，基金组织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基金组织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内的排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基金组织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股本和执行董事席位问题也同样获得了解决。恢复我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后不久，我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从基金组织借入7.59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8亿美元）和5.9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7.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1980年后，基金组织的历任总裁、副总裁多次访华，与我国政府领导人和主要经济部门负责人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摘编自戴相龙《中国重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年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