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觐见礼仪的问题、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对于未知的遥远西方的疑惧心理都在阻碍着清政府派驻外使节，使清政府的遣使活动被一拖再拖。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与外国交往的增多，尤其是在斌椿于同治五年（1866年）游历欧洲并提交报告之后。在同治六年，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与各国所签条约即将期满需要重新修订这一更加紧迫的形势，奕䜣等人迫于修约压力，需要派出使节与西方联络。在此情况下，总理衙门提出邀请即将卸任回国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充当清政府使节出使欧美的计划。

——摘编自朱时宇《近代中国外交的艰难起步》

材料二 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中共中央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外交方针，将承认问题由新政权的单向"被承认"变成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上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并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步骤上，毛泽东主张应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和影响，而对于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摘编自张勉励《毛泽东在1949年三大外交决策中的形势判断

——以中美苏三方文献档案对比研究为视角》

材料三 从1969年至1971年夏，美国"跳了一种微妙的外交小步舞"，如通过"巴黎渠道""罗马尼亚渠道"叶海亚渠道"等方式，向中国政府传递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继之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对此，中国政府则投桃报李，如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导演"乒乓外交"，等等。美中双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上海公报的问世。

——摘编自刘家钦《1972年尼克松访华背景之考察》

材料一   近代中国被扣上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死亡人口中半数以上死于传染病。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一扫旧社会的污浊之气，缔造一个崭新的社会。20世纪50年代初，美军在我国东北地区散布大量的细菌。1952年5月，《人民日报》发出了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号召，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宣传。卫生防疫部门对肺结核病、天花、鼠疫等疾病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治疗措施。12月，毛泽东题词，要求“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3年，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各级卫生防疫站建立，人民政府还对街道和房屋院落进行修整，安装自来水管，疏通污水管道。许多省市开展了卫生检查、评比先进的竞赛和挑战活动。20世纪50年代末，爱国卫生运动的中心任务逐渐转移到“除四害”上来。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等

材料二   从1839年开始，查德威克利用在济贫委员会工作之便调查得出城市现存的不卫生状况是霍乱发生的重要原因。支持查德威克的卫生派不遗余力地宣传霍乱与肮脏之间的关系，并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1848年夏，霍乱第二次“光顾”英国，“最肮脏”的伦敦东区疫情严重。同年，议会批准成立卫生总会，发起公共卫生运动，连续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垃圾清理法案》，后者因主要目的是消除霍乱又被称为“霍乱法案”。卫生总会积极推进下水道改造。查德威克精明干练，大胆实践创新，推动改造伦敦的主排水系统和居民的内部排水工程。

——摘编自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以霍乱防治为视角》

霍乱被称作“19世纪的世界病”，最初是印度的地方性疫病，其后才成为世界性疫病。而霍乱时期的印度也见证了殖民政权的逐步确立。

材料一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注：殖民政府在当地推行的两种土地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

——1854年马克思在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信

印度的朝圣活动是所有导致霍乱流行和传播的原因中最强大的原因。

——186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报告

材料二   我们采用四阶段疗法，大体是与阿育吠陀医学疗法（注：印度本土疗法）无异，如果手头有些药物不易使用时，可以用当地的药物取而代之，比如印度医生啻遍使用的胡椒和其他香料熬制而成的汤剂。

——孟加拉医学委员会发布通告（1817年9月）

霍乱一爆发，他们就祈祷，或是用原本的办法治疗，不过近来发现这些无济于事后，所有人开始抛弃宗教偏见，求助于欧洲医生。

——加尔各答医疗机构医生安斯利（1831年）

材料三   1856年—1900年英国殖民政府的相应措施袭（部分）

材料一     明代大小灾疫不断，“疫者连村或尽” 。朝廷规定“灾伤去处，有司不奏、极刑不饶”。大疫期间免除灾区官员朝觐考察，并“命户部遣人抚视”。根据灾情多综合运用施粥、煮药、助葬、发放钱粮等方式赈济。资金除地方起运的赋税可存留外，还可启用救灾仓储资金，皇帝发内帑银，以及鼓励民间富户出粮、出资等。国家设惠民药局“以救荒疫”，一些济世救时的医生也施医送药，并建议百姓“静坐简出”、勤扫秽物。出于对瘟疫的恐惧，官民常会以祈神、驱鬼和祭祀等方法来祈求平安。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动带来田地抛荒，官府疫后多查断荒田，招集流民，给以牛具和种子，督劝耕垦，并免除赋税积欠。但靠人口优势支持的传统农业恢复非常艰难,大量官员死亡或避灾使得政府不能正常运转，救济难于保证。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仅有9个妇幼保健院和11个专科防治所。当时，威胁着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是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各种地方病。为了加强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领导，1949年11月在卫生部内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1951年向苏联学习建立了城市职工医疗保障体系，此后，覆盖人群与享受水平不断扩大和提高。面对资本稀缺、人才匮乏的约束条件，新中国非常注重卫生政策和卫生体制的本土化创新,提出了“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在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建立完善、爱国卫生运动有序开展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关注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障问题。1965 年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卫生工作的重点开始转向农村。

——摘编自傅虹桥《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