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列图表，回答问题

阅读上述材料，提取材料中有关中国近代化的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至少选取材料中两方面的信息，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工业化使人们不再相信中世纪神定的等级秩序，转而相信个人拥有天赋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自由在民族或民族国家而非王朝国家内才能得到保障。……在经济层面，民族国家可以提供没有关税和配额限制的、他们可以在其中自由贸易的自由大市场，并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在19世纪的西欧，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在当时西欧人普遍认为，只有民族国家才能够或似乎能够满足民族成员相对安全、自由的要求和实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扩充军备、对外殖民扩张、建立势力范围可以使民族国家更强大。民族国家越强大，民族成员的生存条件就越好，民族世代存续也就更有保证。

——摘自李肇忠《近代西欧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下半叶，一些先进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了。沿海的改革者属于近代中国人向民族主义转变的第一代，包括容阂、伍廷芳、王韬、郑观应等人。当殖民者夸耀西方的文明和强盛、贬低中国文化传统时，个人和国家的羞耻感融为一体，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同时他们认为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信任关系，而这种关系在西方受到代议制政治制度的推动。内地的改革者，如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在普遍接受了变革之后，也明显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冯桂芬向同胞力陈要以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为耻，以此唤起国人自强的心理。郭嵩焘通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薛福成则关注收回治外法权和提高关税等问题。到20世纪第一年，“民族主义”的概念由梁启超引入中国，在中国滋生蔓延半个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意识第一次得到了正式、明确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华夏中心主义最终转化成民族主义。

——摘自胡涤非《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六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抽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先做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

——李剑农《近代中国史》

材料三   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宋儒把儒学发展成为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已走向极端，背离了“天人合一”的古训。于是一些明儒高扬人欲，并认为人欲即是天理，这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私有财产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反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希腊罗马文化奠基在城市生活之上。正好与意大利这些因商业而兴起，又较不受封建制度束缚的城市有相似之处，于是恢复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就成为此时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希望籍复古而开创新的文化生命。

——香港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材料三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蒙，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一   魏源可能是战后第一位体会到时代已开始在变与西方影响之大的中国学者。时代在变，古代的天地人物，俱不同于今日，“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岂惟世事，物理有然。”所论激切，多为时人所不能道、未曾闻，有“奇书”之称可惜其在中国所发生的影响，远不及在日本，具有莫大的刺激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二   梁启超说：“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世。”

材料三   《海国图志》《民报》、孙中山题词《新青年》。

【推荐2】观念革新与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的三个层次，并分析其在背景和目的方面的共同之处。概括说明郑观应对李鸿章，或陈独秀对康有为的“观念更新”。

材料一   五四的文化启蒙，是戊戌变法、清末留学运动、辛亥革命运动在文化方面的历史积累。就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而言，无论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俄国的，也无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当代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致力于思想启蒙为宗旨，也是近代以来首次大规模的本土化的文化改造运动。五四启蒙的受众是广大经过清末民初中国教育的转型而纷纷出现的新式学校的学生。这是中国社会经过较长时间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变化才诞生的新型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刚刚出生，就满腔热情地呼应了新文化运动的召唤，成为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

——摘编自李良玉《启蒙、救亡与革命时代的终结——再论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

材料二   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封建意识形态一直延续下来。本质上，这种意识形态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格格不入。它既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提供科学知识，也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工商贸易与民主法治要求提供价值支持。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以知识革命为历史前提。中国近代化的这种价值外摄的特点，决定了近代文化实现知识革命的基本特征必然是“学习西方，批判传统”。

——摘编自李良玉《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

——张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及其作用》

材料一   中国人最早接触博物馆的概念，始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最早一批觉醒的中国人。随着中西方往来的日渐频繁，清廷派出官员、士绅、留学生等一些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亲身感受博物馆，并把博物馆思想带回国内。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本着强国富民的抱负，对博物馆的功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博物馆……以开民智而悦民心”。1905年，随着南通博物苑的建立，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诞生。之后各城市创办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相继出现，如保定博物院、天津博物院、江西教育博物馆、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根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录，到1920年，全国博物馆已经达到27所。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第一个大发展时期。1949年11月，党中央首先在文化部设立文物事业管理局，统一管理文物博物馆事业。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物征集运动，空前地扩大了馆藏。20世纪8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科建设逐步完善，各高校纷纷成立博物馆学专业，与历史学、考古学等专业一并为各文博单位输送人才。国家文物局、各地区文物主管部门相继组织各类文物培训班。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搞好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博物馆、革命纪念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从2008年起，全国博物馆、纪念馆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伴随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通信等新技术成果的应用，智慧博物馆建设成为博物馆信息化工作的发展趋势。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卓《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与现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