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的“乡村自治”，实际上主要存在于王朝国家的乡里控制制度所不能及的领域。中国历史上的“乡村自治”，就是在这种王朝国家行政管理的“局部真空”里存在的，而这种“局部真空”，就是王朝国家权力所不及的领域———既包括王朝国家权力所不能及的地域，也包括其所不能及的经济与社会领域。虽然历史上存在着诸种形式的“乡村自治”，但“乡村自治”却并非王朝国家的一种统治政策，至多表现为某种“统治策略”。

——摘自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材料二   （英国）出生：＊贫困的母亲可获得附加补助加上一次性补助；每个婴儿出生，医药费平均为1150英镑，全免。儿童时代：（16岁以前）每个儿童每星期得6.85英镑津贴。贫苦失业家庭11岁以下儿童每星期得9.60英镑津贴；＊未失业贫困家庭可获得家庭收入补助；小学和中学教育免费；＊有的儿童可享受免费牛奶、午餐。（注：带＊的为英国政府打算取消的项目）

——摘自洪江《从摇篮到坟墓》，载《欧洲研究》1986年第1期

材料   乡诉讼是明代审判制度的一大特色。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年）四月，明太祖颁布钦定之《教民榜文》，榜文共四十一条，对于乡诉讼有详尽的规定。关于乡诉讼的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乡诉讼的法官是本管里甲（指里长及甲首）及老人，他们是兼任法官，乡诉讼管辖的案件是一乡之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乡诉讼采合议制，必要时得刑讯当事人。乡诉讼的法官均系里甲或老人，其所谓判决系合议制之决定，或有书面，或无书面，并不一定。其判决之依据为国法、人情与风俗习惯等规范。明代乡诉讼之判决有类于现今之乡镇调解委员之调解；乡诉讼的目的在于减少民事案件及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但因里甲及老人的素质良莠不一，判决未必公正。判决之后，双方当事人如果不服，得于乡诉讼判决后上诉州县衙门。明代乡诉讼之施行，曾经发生几次变化。总的来说，成化之前，尚能依敕令施行。弘治以后，渐难施行，上述民事及轻微刑事案件多径向州县衙门呈控。

——据《中国审判制度史》

材料一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批中产阶级妇女就在自觉地、按部就班地将其母亲角色和道德角色，以及她们的能力范围，拓展到家庭之外，进入到整个社会之中。通过从事社会福利和改革工作，中产阶级妇女不仅认识到自身的能力，也认识到她们在男性社会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很多妇女还逐渐认识到，她们有限的教育程度、法律所施加的约束，以及温文尔雅的女性行为规范，往往使之不能很好地扮演她们本应扮演或是想要扮演的生活角色。这样一来，社会改革与妇女改革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两者往往正是整个欧洲的妇女组织需要同时面对的问题。

——摘编自丹尼斯·舍受《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中国在实行律师制度之初，虽在法规中明文限制律师的性别，但直到国民政府在1927年废除这项规定时为止，报刊中并未出现反对女性研习法学、从事律师职业的议论，教育界且陆陆续续出现一些提倡女子法学教育的行动，而男性主导的上海律师公会更主动、率先提出废除律师性别限制的要求。这种认为法学及律师职业无性别之分的观念，使中国女性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就让政府承认她们从事律师职业的权利。

——摘编自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1927——1949）》

材料一   明清时代统治者受儒家“仁爱”“仁慈权威”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影响，提倡“以德治人”“人治”和“教化”。政府除了在立法上支持农民社会保障事业，而且还注重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调拨，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广泛捐赠。清朝学者沈之奇在《大清律集解附例》指出《大清律》已对养济院的养济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如“鳏、寡、孤、独，每月官给粮米三斗，每岁给绵布一正，务在存恤。”

——摘编自《明清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运转》

材料二   西欧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的地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诸国已进行了一些社会保障立法。1870-1914年，西欧各国都在采取措施、制定方法，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二战后，西欧逐步建立起面向全民的社会保障网，除退休金、失业和医疗工伤三大保险外，还设立了孕产妇补贴、幼儿学童补贴等几十种项目。欧共体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社会政策。1972年，欧共体制定社会行动纲领把解决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和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列入优先目标之一。

——摘编自于建定《英国在西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