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明时期）中央王朝的治藏方针往往通过西藏地方政权来贯彻，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极易导致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或达不到预期效果。1717年准噶尔部突袭拉萨，虽然最终被清军击败，但其势力始终威胁西藏。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雍正皇帝因此决定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驻藏大臣一方面向清廷奏呈战争情况，另一方面协调西藏地方与进剿清军的关系，督办粮饷。战争结束后，驻藏大臣又协助制定《藏内善后章程》（经清王朝批准后颁布实施），并劝导西藏地方政权减免赋税，请求中央王朝赈恤。当西藏发生疫情时，驻藏大臣又下令建房安置，捐款购买药品等安抚民众。此外，驻藏大臣还协同达赖喇嘛等处理一般事务，并经常协调西藏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化解各种矛盾。

——摘编自陈柏萍《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先后作出《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细则》《关于西藏地区土地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大决议部署。百万农奴和奴隶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获得现代意义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公民权利。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成立。

——摘编自余志坤《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材料   元代，一些大陆人到澎湖建造茅屋，男耕女织，种植黄豆、黍子，还把瓷器运到台湾。明朝中后期，大陆的零教商人活跃于台湾与澎湖各个地方，每年都有十多艘船只把大陆的玛瑙、光器、布和盐运往台湾，换回台湾出产的鹿脯和皮角等，从事两岸间的贸易活动。17世纪以来，大陆人不断进入台湾，大陆客家人还出资兴建水利工程，推动台中与台北水利灌溉系统形成。嘉庆十五年，清政府设官管理农事，推广农业技术，使台湾高山族人“始知置备耕牛、农具，渐通汉人语言"，也学会“烹调饮食”。

——摘编自陶诚<历史上大陆对台湾的开发》

材料   明朝自宣宗（1398～1435）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官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材料一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冶炼和采矿业开始使用机器，纺织业由于使用珍妮纺纱机而迅速发展；北部出现资本主义农场，农业国的面貌发生改变；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法国“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部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架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第三等级的共同要求是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时期，法国先后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思想更为成熟、系统、彻底。

——摘编自张朝阳《法国何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材料三   合众国宪法既立，而联邦制形式，亦益巩固，各州之间，非若当时之为共同行动而已，直结合为一、如婚约之不可破。……。其联合之宗旨则曰维持公道，谓通国之民，皆当受正直平等之待遇也。平治内政，谓四境之内，当雍和静谧也。以相当之武力，立国于世界。永保共和，谓合国民之意志，拥护法律，确保自由为世世子孙之福利也。泱泱大国，以是而生存，亦以是而结合焉。

——摘编自胡晓进《商务印书馆与美国宪法在中国大陆之翻译及传播》

材料四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耗费近十年心血的著作《国富论》，并明确以“重商主义”总结先前欧洲列国的经济政策，并强烈主张自由主义贸易……与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贸易不同，自由贸易认为应当逐渐开放殖民地对外贸易，最终实现贸易自由，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决定一切。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如果说，瓦特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亚当·斯密则是靠《国富论》为工业革命的全球贸易缔造了一个新的秩序。在过去，所有的大国都是靠贸易保护，用武力保持贸易垄断来取得财富，而亚当·斯密认为：平等竞争的自由贸易才能使利益最大化。

——摘编自吴必康《变革与稳定：英国经济政策的四次重大变革》

材料一   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唐代针对此弊，改成自由竞选，所谓“怀牒自列”，即不需地方长官察举，更不需中央九品中正评定，把进仕之门扩大打开，经由个人各自到地方政府报名，参加中央之考试。这制度，大体说来，较以前是进步的。汉制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系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现在自由报考之唯一限制，即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推荐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6、17世纪的中国，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但从学术思想到日常生活，从官员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激荡着一股离经叛道，追新求异的时尚。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兴起，其理论表现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则有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中国士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历法、地理、水利、军火制造等科技知识和宗教思想，特别是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

材料二在外国侵略和国内动乱等重大问题迫在眉睫时，士人感觉到道义上有义务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贡献一份力量。即使是专研汉学的学者也放弃了传统的不问世事的态度，所有晚清士人都坚信，在公共事务上他们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士人对研究的领域和方法有广泛的兴趣，例如：政治家曾国藩试图把汉学、宋学和格物致用，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基本学识，即礼学，以反应儒家“礼”的概念。康有为从理学研究转向今文学，再专项西方政治改革著作研究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士人学术研究领域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士人研究转向的原因和意义。

【推荐2】材料清代徽商富甲一方，纷纷蓄养戏曲班社，因此被誉为“徽班”。徽班角色艺，融合了“京、秦二腔”逐渐享誉江南。客观上为徽班进京创造了条件，京剧逐渐成为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市民艺术。其剧目取材广泛，有的出自古典杂居，创奇，有的源于小说神话，情节中的是非善恶依从传统道德——核心是“忠孝仁义”。

结合材料归纳京剧形成的经济、文化条件？

材料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在明清时期终于大踏步地闯入文坛，展示了矫健挺拔和叱咤风云的气魄。明清之际的文学继承了宋代风俗文化的特点，明代的《宝剑记》《浣纱记》等，充斥着愤世、怨世情。汤显祖《牡丹亭》的主人公社丽娘是追求美满爱情、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清代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是讽刺巨著；《红楼梦》是古代小说的最高峰。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明清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欧洲学者称之为“一次相互的启蒙”。

材料三   儒家的“知天命”推动了古代的天文观察和天文学研究；天文历法的研究离不开数学，因而儒学把数学列为“六艺”之一，由此激发了很多儒生对数学的研究；儒家以“仁”为核心，于是以治病救人的医学为“仁道”，主张“不为良相，但为良医”；儒家认为治国要以农为本，对农学的重视乃是其题中之意。其次，儒学的一些思想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如孔子的“举一反三”、孟子的“苟求其故”，对于古代科学家开拓研究思路，探寻事物规律具有深远影响。

——王永星《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