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义起于武昌毫不奇怪，“九省通衢”的武汉开风气较先，群众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也较浓烈。武汉也向有革命传统，1904年有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7年又进一步成立文学社和共进会。革命需要长期准备和精细安排，文学社、共进会秘密经营多年，成功策反占半数以上的湖北新军，使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主力，清王朝的军队竟然变成它自己的掘墓人。辛亥革命终结了千年不变的王朝轮回，埋葬了腐朽没落的专制皇权，建立了模式一新的中华民国，开创了顺应潮流的共和时代，从思想意识、制度模式、经济发展和国家走向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它不只是打落了一顶皇冠，而且开辟了中华民族振兴有为的希望之路。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

材料二　从此，中国不再被称为“帝国”，而称为“民国”……尽管以后的历史实际常常名不副实，“民国”并不真正属于人民……人们毕竟不能低估君主专制主义的影响。在有形的皇权专制主义被推翻以后，无形的专制主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是难以克服的痼疾。

——杨天石《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

材料一   在“理性时代”到来之前，一个伟大的人发现了解释自然现象的钥匙。……人们觉得，理性也能打开人类事务之门。启蒙思想家狄德罗曾说过：“没有一个人从自然得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据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编写

材料二 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接触的西洋“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藩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为之震撼”。面对这“旷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应付的困难从此就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期望亦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等

材料   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穿于阐述历史的首尾。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是历史自身所固有，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的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唯物史观做指导，取径和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陈旭麗《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材料 下表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六次重大战略误判。

——摘编自刘明福《决策与信息——美国对华决策的六次误判》

材料   近代西方和中国（思想史）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都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不变的一面，或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摘编自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

材料 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变化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它的特点，也都是由于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被誉为“中国名片”，其演化与发展契合着国家和民族兴盛的每一个环节。下图为新中国初期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正面图案。

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