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

“天下定于一。”

——《孟子》

“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四海之内若一家。”

——《荀子》

材料二   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的民族政策以怀柔、招抚为主，对边疆民族采取的和亲政策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是历代王朝所无法比拟的，还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边疆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管理府州事务，并可世袭，相对松散的羁縻方式却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十大报告

材料一   两汉时期，中国封建王朝的强盛和繁荣，科技文化的先进对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对外活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汉武帝时期，通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叩开了通往西部世界的大门，汉朝的势力向西大大拓展。陆路上，从长安出发，越过葱岭，可到达中亚、西亚。海路最远可以航行到印度南部。当罗马帝国臻于鼎盛之时，汉王朝也极力主动地想要打通与罗马帝国的联系，甘英出使大秦，虽未完成使命，但加深了东汉对罗马的了解。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材料二   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它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摘编自甘儒新刘益梅《论建国以来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发展变化》

材料一 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

——摘自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逃离原有户籍而出外游食之民）赘婿、贾人……以适强戍”，在直抵阴山的地方置“四十四县”，又派遣蒙恬率兵三十万北逐戎狄。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汉元帝竟宁元年）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资治通鉴》司马光卷二十九

唐朝的对外交往

材料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的热点和焦点在北方，特别是与匈奴的关系。秦汉之际，匈奴的势力逐渐强大，从高祖到汉武帝即位初，汉匈都一直有和亲之约。但从汉武帝开始，汉匈双方发生了近五十年的战争，到汉光武帝时，匈奴分裂南北两部，南匈奴附于汉，走上了与汉民族融合的道路，北匈奴被迫西迁。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后，通过乌孙间接地开始控制西域，而汉朝通过和亲使政治势力进入西域，使匈奴势力呈消减的趋势，到汉昭帝时，匈奴势力有抬头之势，宣帝继位后出兵匈奴，加上匈奴内部不和，逐渐结束了匈奴对西域的控制，西域都护成了西汉的一级地方政权。秦始皇时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治理，到汉武帝时，为了断匈奴臂，派张骞出使西域，加深了汉武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最终设立益州等郡进行管理，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

——摘编自王文光《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

材料二   为了弥补兵源地士兵的不足，统治者往往会征用少数民族民众当兵，到了魏晋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另外，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首领随着自身的发展而内迁的事也是常有的，其目的是侵夺牧场和掠夺人口。自然灾害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居住地发洪水，两万多匈奴人在河西宜阳城一带落户。“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大量的出土文物也表明各族民众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亲如一家。这个时期中原的服饰受胡服的影响大，头上戴冠的旧习渐改为使用头巾，文人用以表示风流，军事将领则以为儒雅。周瑜“羽扇纶巾”流传千载，即为当时风习，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砖刻《竹林七贤图》就是明证。

——摘编自张德文、陈雪良《碰撞中的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三   唐代前期，唐王朝以“天下之主”自居，在奉行“华夷一家”民族政策的背景下，为了显示对外藩首领的恩宠，当时公主和亲相当频繁。在唐代有史记载的和亲公主16人中，前期（肃宗之前），有12人，作为和亲对象的少数民族多达6个，在地域上遍及西方、西北方、北方和东北方。安史之乱后，“华夷有别”观念占据主导，民族关系逆转，和亲次数锐减，只有4次，和亲对象均为回纥。在唐代前期“华夷一家”民族观念占据主导的前提下，唐王朝多将和亲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而少数民族则多希望通过和亲来加强与唐王朝的关系，以得到扶持和奖掖。而中后期的和亲政策则成为唐王朝挽救岌岌可危局面的良方，此时和亲多为争取少数民族的军事支持，或是对其军事支持的奖赏。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民族关系变化对公主和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