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20年英国人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随后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20年，在大城市新式医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医家”，成为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在工作效率上，近代医院制度借助科学化的医疗器械和严密的病理分析，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在医疗行政方面，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卫生司，医院不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西方医疗制度还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在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各地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西方医学在中国的整体传播，改变了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摘编自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西汉前期，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疫病甚少流行。及至后期，随着人口增长和大量商贸活动的开展，疫病开始猖獗。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平帝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东汉防疫除沿袭西汉的减免田租外，还开仓放粮，巡行赐药。六朝（指以今南京为京师的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疫病流行至少74次，一次死亡10余万人的大疫，晋代就发生了两次。北魏显祖皇兴二年（公元468年），河南大疫，死亡人口达十四五万。这一时期，政府多向官员施散医药，北魏政府还设立医馆、医坊，为民治病。政府还公布了一些防疫药方供百姓使用。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

材料二：19世纪的英国，新兴工业化城市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当时英国城市的特点是遍布天空的烟尘，随处可见的垃圾，随意排放的污水，卫生状况极差。19世纪初期，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40岁，诸如伤寒、天花、肺结核和白喉等传染病，每年要夺走20000人的生命。印度发生的疫情传入英国，引发了英国1831年的霍乱，疫病共肆虐了437个城市。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等指出，当时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是城镇人口的急速增长和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英国政府开始采纳其观点，开始了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活动。

——摘编自陈超《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和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不仅中央和地方成立相关机构，而且积极探索并确立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旧中国文化卫生落后，管理混乱，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卫生事业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党和政府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仅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还积极培养卫生人才，尤其注重改变农村地区卫生落后的状况，卫生部于1951年相继颁布了制度，广大农村地区第一次拥有了卫生机构——卫生所。1952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为了粉碎美帝阴谋，政府开展了遍及城乡，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各种卫生制度随之也健全起来，不仅提高了全民的健康卫生意识，也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摘编自汪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卫生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材料一 19世纪后半期，面对城市化加速，城市环境恶化，传染病威胁与日俱增，公共卫生改革开始在美国各地城市中涌现。1867年，圣路易斯出现了由市长、监察局长和医生组成的卫生局。1871年，组建卫生监督部队，负责对传染病、卫生标准、牛奶质量以及传染病防疫等进行监督。自80年代开始，许多城市先后建立街道清洁部，专门负责街道保洁工作。除设置专门的机构以外，1887年，福莱斯特垃圾焚烧公司与密尔沃基签订合同，负责城市垃圾的收集与焚化工作。由数万城市儿童组成的“青年街道清洁联盟”在改善城市居民不良生活习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晶《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

材料二 清末传统卫生防疫机制已无力应对频繁的大疫，租界的示范效应则为华界卫生变革带来机遇。如表是晚清部分卫生防疫大事。

——据李孜沫、陈丹阳《清代卫生防疫机制的引建》等

材料一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殖民主义的扩展，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是19世纪“世界病”出现了，这便是霍乱。“世界病”的发生，从大环境上来说，殖民行为和民族冲突让区域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城市的发展进程则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小环境来说，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特别是河流污染，卫生条件变得更差了。这种局面让消化道病原体活跃异常，并最终发展成了世界性瘟疫。

——摘编自李化成《全球史视野中的环境和瘟疫》

材料二   建国初，有西方人士曾断言，天花等瘟疫必定是新中国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1950年国庆节后，政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居民普遍种痘一次。 此后，卫生部也发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必须对儿童进行种痘。种痘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医护人员和种痘人员根据人口登记名册，挨家挨户上门种痘。在这场全民种痘运动中，全国上下积极性很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到1961年我国最后一例天花病人的痊愈，中国境内终于消灭了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疫。

——摘编自宋莉《1950年消灭天花——人类免疫成功的典范》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崇，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是具有传染性的。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在《温疫论》中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的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爆发鼠疫疫情，日俄双方借机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12月，清政府指派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开展防治工作。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政府还通过报刊等新兴媒体力量，大力倡导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

1911年4月，清政府成功抵制了日俄的干涉，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讨论扑灭疫情的办法，确定了许多国际通行的防疫准则。同时还颁布了第一部全国性卫生防疫法规——《民政部拟定防疫章程》，国家层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初具雏形。

——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一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