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价格上涨的现象,苏区军民的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部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在赤白交界地带逐渐构建起一个有总局、分局和采办处的“对外贸易网”,以苏区的产品如谷米、钨砂、木材、茶叶、烟、纸等,换回白区的工业品如食盐、布匹、煤油、火柴、药材等。在对外贸易运营过程中,实行灵活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局直接经营部分商品,同时以“减收半税”的优惠政策,来鼓励和吸引私人商业。为了平抑粮价,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粮食调剂总局,其仅在1933的五个月中,有27万元的商品流转,并得到7000余元的盈利”
——摘自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建设》
(1)根据材料,概括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央苏区“对外贸易”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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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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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29-1933年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示意图 图2 大反攻前夕的19个抗日根据地
(1)根据图1并结合所学,指出根据地建设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2)与图1相比,指出图2在政权建设上的不同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宪法大纲》代表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这些基本任务主要有: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对因革命行动受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权;苏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的联盟者。
——摘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材料二 在当时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文件,以及颁布刑事、民事、廉政、司法等具体法律条例。建立干部管理制度,实行了干部的培养制度、教育制度、考核制度、报告制度、交代制度、任用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做到了严管干部。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由于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制度漏洞,导致贪污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建立和完善了自收自支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公产制度、税收制度、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财务人员训练等财经制度,从而统一了财经,堵塞了漏洞,使得财政经济收支基本达到平衡。
——摘编自刘国成《延安时期从严治党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在延安时期制度建设的主要特点,并指出其重大意义。
材料一 在土地革命前期,地主、军阀之间以及地方军阀与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之间的激烈冲突和频繁战争,给力量相对弱小的红军提供了一个有利发展的社会环境。
——摘编自《军阀混战与工农割据之初探》
材料二 在国民党突然叛变革命时,中共真正认识到武装斗争,尤其是独立掌握的武装斗争对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摘编自《大革命前后中共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与实践》
材料三 如表为土地改革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
地主与贫农人均占地比较
地区 | 福建66县 | 南平、古田、沙县3县 | 福州鼓山区鳝樟村 |
地主人均占地(亩) | 7.47 | 21.76 | 2.1 |
贫农人均占地(亩) | 0.61 | 0.67 | 0.41 |
地主/贫农(倍) | 12.24 | 32.48 | 5.12 |
——摘编自《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面对复杂的时代环境,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新道路的具体实践,并说明其合理性。(要求:逻辑清晰、表述准确)
材料 安史之乱冲击了公私兼营的盐业宽松政策,导致“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之后,朝廷采用食盐专卖法筹集到了军费,但机构臃肿、管理成本增加、官吏假公济私等弊端凸显。760年刘晏出任盐铁转运使,实施新的榷盐法:鼓励民间盐业生产并加强监管;采取“借商销盐”之法,允许盐商参与食盐销售,将盐政官员从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精简盐政机构,建立独立的盐业产销系统;创行常平盐制,“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新法实施后不久,“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盐税也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刘晏盐法改革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商业竞争机制,这对后世有借鉴意义。
——据刘玉峰《唐朝刘晏盐法改革评议》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刘晏盐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刘晏盐法改革的意义。
材料汉初马匹奇缺,“将相或乘牛车”。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32万步兵抵御匈奴单于所率的40万劲骑,结果大败求和。为了增加军马数量,西汉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中央主事为太仆,“掌舆马”,京城附近有“天子六厩”,诸厩以下设置一系列养马职官。在边郡设六牧师苑令,主管河西六郡军马。各郡国大都有掌管地方马政的官吏。文帝时期,规定养一匹战马,允许免三人服徭役。武帝时,官府借给百姓母马,让百姓繁育马匹,在边境畜牧,三年后归还,十匹马上交马驹一匹。西汉王朝在鼓励吏民养马之时,对处于生长期和使用最佳期的马匹禁止出境。为取得“汗血马”改良品种,汉武帝不惜派兵千里远征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西汉还从西域乌孙、康居等地引进良种马,使汉马“既杂胡马,马乃益壮”。经过长期的努力,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局面。
——摘编自何平立《略论西汉马政与骑兵》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前期马政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汉前期马政改革的意义。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各省漕务制度改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