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戊戌变法前，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是当时中国教育的失误。因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培养新型的资产阶级人才，以达到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

——冯君《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构建》

材料二 北大将当时中国思想最新、最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吸引进来，同时因为志趣相投的人们聚集到一起，有利于形成团体力量，共同讨论，进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氛围与新文学前驱群体的形成，则更有利于新文学前驱在北大实践教育理想，推进思想解放。

——摘编自覃文珍《新教育与新文学的相互推进》

材料一   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摘自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一   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材料二   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闻谓政有本末，不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计日可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陈独秀

材料一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事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二   自台湾事后（即1895年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态，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材料三   大借洋教，以举庶政。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

材料三   都是在时代呼唤下的伟大实践活动……伟大的社会实践需要先进的思想为自己铺路开道……中国近代变法的先驱康有为、梁启超，在实施变法之初，就已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并力图将其糅入变法的具体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