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但自秦汉以来，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
——摘编自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材料二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亚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地方自治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前期中国地方自治管理发展的条件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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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西周时期，“乡”是较大的行政组织单位，乡里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和长大夫等职。秦汉时期，郡下设县，县下采取乡里制度，三老有秩蔷夫游徼分布负责教育文化、政法、税收、治安工作。唐朝时期，乡作为行政单位依然保留，但权力开始虚化，仅仅负责礼仪教化之类的工作，而里正逐渐成为乡务的实际主持者。北宋时期乡里制被都保制取代，都保制在放贷、民防、赈灾和社会治安方面发挥着广泛的作用。随着理学的下乡，乡村宗族组织、士绅精英也加入乡村治理的队伍中来。明朝推行里甲制、保甲制，作为基层组织履行上级组织的职能，此外由退休官员、举人、贡生、秀才或童生构成的乡绅集团的影响巨大，作为充当精神领袖，管控乡村精神、道德、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一切事务。清朝在基层治理上基本沿袭明制，并不断加强对保甲制度的控制和规范管理，将其由半自治性质的基层组织，逐渐内化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先后出台了《农村发展法》《农业与食品法》《农村发展政策法》等法规，涉及乡村的基础设施、金融服务、水利管网、住房、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里根总统及其政府还提出了包括加强农村教育、建立地方信息机构、设立就业中心等内容的“乡村再生六点倡议”。农业部和州及地方政府相互配合，推动乡村制造业、服务业等新业态的发展，乡村多样化发展逐步缩小了城乡差距，乡村农业生产占比逐步降低，兼业化程度提升。20世纪90年代兴起城乡政策整合，政府通过政策的长期实施和不断优化，充分满足乡村发展的需求和推动农业市场化进程是该阶段乡村发展的政策重点。
——摘编自乔婷《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经验及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并简要评价中国古代乡村治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美国乡村建设的特点。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对当今乡村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据《闽书》记载，明初以来，除提供征派差役依据之外，里甲“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其措办”，清朝则增加了宣读圣谕、倡导互助等新职能。里长和甲首多以宗族为中心，控制族内的人丁和田产，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职务，形成了相当严密的赋役共同体。明清统治者制定了不少乡村治理的律令条规，还允许各地的家训族规成为国家律令的补充。福建地方官府大多要求基层“粮户归宗”，即承认里长和甲首的世袭特权，承认致仕归乡官僚的社会影响力，承认乡村社会的宗族自治，从而维护“服赋役而隶版菲”的统治秩序。
——据郑振满《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等
材料二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村镇、庄园、教区共同构成了乡村基层组织，它们之间各自独立履行职权，又相互牵制和争夺。在这种形势下，村民们得以开展自我管理，乡村管理者由村民集体选举产生。那些具有法律知识的乡绅逐渐跻身治安法官之列，而约曼（富裕农民）则逐渐成为陪审团的主体。大量乡绅和约曼家庭的子弟，逐渐占据财政部、枢密院、议会等中央机关的要职，挑战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村庄共同体逐渐摒弃了血缘关系纽带，形成基于地域的具有共同担当、共同抵御的集体意识。
——据侯建新《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福建和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治理方式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英乡村治理方式的认识。
材料一 伴随着古代社会乡里制度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一种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特殊治理组织——乡约。宋代的乡约一般是地方乡绅自发制定的民间互助组织，其主要目的是彰善瘅恶、互帮互助，同时对基层民众实行道德约束。到明朝正德年间后社会危机程度进一步加深，官府倡办、督办乡约成为主流趋势，嘉靖以后，明廷开始在全国推广乡约，兵部下令推行保甲乡约，形成了以官办乡约、保甲、社学、社仓以及专业性民办乡约并存的复杂基层治理体系。明太祖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特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之大纲，各地乡约据此规定了明确的宣讲制度，进行各种宣讲活动，以实现对民众的普遍道德教化。
——摘编自梅文娟《社会治理实践探索》
材料二 随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的终结及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改造、重建农村治安保卫委员会（治保会）组织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大城市各种新建住宅小区、集贸市场、批发交易市场、文化娱乐场所等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成为治安工作的盲区。各地将推选治保会人员作为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内容，并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强化、优化治保队伍。关于农村治保会，对乡镇企业和重点地区的治安保卫工作通过签订合同的形式，规定承包人员的责、权、利。关于城镇街道治保会，实行承包一方与被承包一方用签订合同的形式落实治安承包责任制。在公安部门举办的各种地区性竞赛活动的推动下，各地对治保会开展量化考核、绩效排名。表彰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
——摘编自钟金燕《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的改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乡约组织的演变趋势。(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加强治保会建设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古代的乡约组织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治保会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