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一   简K27正文：南阳户人荆不更蛮强，妻曰嗛，子小上造，子小女子驼，臣曰聚，伍长。正文注释：南阳里户主强，是个“蛮”（少数民族），有着楚地不更的爵位，担任伍长。其妻子叫嗛，还有一个拥有上造爵位的儿子和一个叫驼的女儿，家中还有一个奴隶叫聚。

材料二   里耶出土的邮简“迁陵以邮行洞庭”，将邮简插入捆扎的公文信函并标注从“迁陵县衙”送到“洞庭郡府”。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并无“洞庭郡”记录。里耶出土的公文简牍中频繁出现“洞庭郡”，下辖迁陵、酉阳、沅陵三县。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谄议局，并颁发了《诺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介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材料一 清代，宗族遍及城乡，设立了义学、义仓、养济院等组织；修订《宗约》、《族规》、《族范》、《家诫》等，内客涵盖“勤、俭、学、善、廉”等。宗族族长可协助保、甲长，稽查乡里，如有“纠众持械互斗者，该保、族、邻即预防阻止，如劝阻不从，即赴地方报官”。

——摘编自何一民《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

材料二     英国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部分社会救济举措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