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材料

西北皮毛贸易

材料   “丝绸之路”虽然在西北极其漫长，曾是东西贸易的主干通道，但西北并不是对外贸易产品的出产地，如丝绸、瓷器、茶等大宗出口产品几乎全部来自西北以外的地区，因此，西北在东西贸易中的地位是中转站，在中转中捎带一些出口产品。但自清代晚期以来，在古代多被弃之不用的毛类（主要是羊毛和驼毛）成为西北地区输出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商品。

包头当时是西北皮毛集散最重要的中心，是西北商品中转的枢纽，它的商品输出情况，基本上可以反映甘宁青及绥远输出的基本情况。从统计来看，在1922年至1932年包头的主要输出商品中，皮毛输出的总价值共为9871万两，约占总输出值的81%，皮毛成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皮毛一动百业兴”，皮毛对整个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皮毛没有大规模开发为商品以前，西北商路主要以“大丝路”（从西安到兰州，经河西走廊到新疆）为西北物流之中心商路，如兰州、河西四郡等，历来为西北最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和城镇。但晚清以后，皮毛大规模的出口改变了整个西北商贸路线，核心是“黄河水运”，形成了沿黄河的商镇群带，即包头、磴口、石嘴山、宁夏（今银川）吴忠、中卫、张家川、兰州、西宁、导河（古河州、今临夏）等。

自晚清皮毛输出得到大规模扩展以后，生活在广大西北的牧民财富得到极大的增长。定远营是阿拉善的中心市场，“沙漠中蒙民，常用骆驼载酥油、皮毛等来城交换米、面、茶叶等物”；而绥远的临河县“汉蒙交易以粮米、布、茶、糖及牲畜、绒毛、皮张为大宗，蒙旗需要粮米、糖、布、茶、酒，汉商换得只为皮张、绒毛”。在青海，甘肃甘南藏区游牧于黄河南岸的果洛番“每年运牛羊、酥油、羊毛、羔皮、牛皮等物，前往卡布恰、郭密、丹噶尔、塔尔寺等处贸易，回运青稞、布匹等物”。

以前蒙藏民族商品意识和货币观念淡薄，不善经商，甚至耻于经商，近代后期其商品价值观已有所提高，“一只针换一张羊皮，一盒火柴换一张狐皮的情形，在甘肃边区的藏民里已经没有了”。

——摘编自胡铁球《近代西北皮毛贸易与社会变迁》

材料一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全国。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二   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增至700个。为了保证各农户能够进行日常的剩余农产品交换，各镇的集市日子都彼此岔开、互不重叠。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还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或是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它们的经济以一项或多项手工业长足的专业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乡村工业的初级产品进行高级加工。市镇还承担起向外输出本地商品和调进原材料的职能。到工业革命前夕，这些城镇都拥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专市，如粮食市场有九十六个之多，纺织原料及产品（以毛纺织为主）的专市有五十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材料一   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农作物品种输出到西域诸国。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桃、杏等园艺作物被带到伊朗和阿拉伯。16世纪，茯苓传入伊朗。此外，传入伊朗的还有茶叶、肉桂、桑树等，传入阿拉伯的有肉桂、姜、土茯苓等，传入中亚撒马尔罕的粟等。与此同时，中亚与西亚一带的农作物品种被输入到中国，如从伊朗引进的波斯枣、核桃等，从阿拉伯引进的茉莉花、椰枣树等，从大宛传入的苜蓿、葡萄和芝麻等。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汉魏南北朝时期，输入中国的农作物葡萄、苜蓿、石榴、核桃、黄瓜、芝麻等，以后则有波斯枣、核桃、无花果、菠菜等。

——摘编自李荣华、樊志民《“植之秦中，渐及东土”：丝绸之路纬度同质性与城外农作物的引进》

材料二   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的时期，全国人口从明初的6500—8000万人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增加到4.21亿以上，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增加多少。也正是这一时期，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泛种植，在缓解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压力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宜于作为救荒作物来种植是玉米特别是番薯的又一显著优点。番薯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得到了不少政府官员，甚至乾隆皇帝的大力提倡和推广，正是由于其具有适应各种土壤的能力强、抗旱耐涝、不择土地、不怕蝗虫、抵御风灾能力强、从种植到收获所需时间短等救荒功效。此外，玉米、番薯作为酿酒原料和家畜饲料的优点也是十分明显。由于玉米、番薯的上述优点，在传入中国后成为仅次于稻、麦的粮食作物，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粮食作物的内容。

——摘编自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

基层组织建设是政府的重要事项之一。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再到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各地成立咨议局，基层组织建设可谓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

材料一：清代甲长将本户并十户造册送里长，逐次呈报。与严密的基层户籍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必须是有一套严密的乡里政权组织：乡亭里什伍保甲的纵向管理控制，这是“经”；宗族组织、村落组织的自治自管，这是“纬”；兵籍制度以及与其匹配的赋役、治安、教化等则是经、纬之基点，从而真正构成了控制基层乡里社会严密的管理网络。

——韩秀桃《中国古代乡里基层组织特征》

材料二：宣统二年^①顺直咨议局通过了将田房税契归地方自治预备会办理的决议，但州县官并不肯放弃此项权利。于是各州县地方自治机关便采取各种途径与地方官展开斗争。如天津县成立了城镇乡联合会，并在城董事会内设典卖田房税契处，由城总董来独立其事。

——范红霞《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地方自治》

材料三：（有清朝官员认为）地方自治之名，虽近沿于泰西^②，而其实则早已根荄于中古，《周礼》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即名为有地治者，实为地方自治之权舆。下逮两汉三老、啬夫，历代保甲乡约，相沿未绝。

——《宪政编查馆奏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东方杂志》（1909年）

材料四：宣统二年办理天津城议事会选举，调查选民资格时，当选举调查员上门调查时，一些居民对调查员“冷薄难堪，目之如丐。及询其田产职业，又恐加捐，不以实告。”……通州县选举自治研究所所长，是日投票者219人，当时通州全境人口约 36 万，选民约10 万。因此，此次参与投票者仅为选民人数的千分之二。

——范红霞《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地方自治》

注释：①宣统二年：1910年。 ②泰西：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