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边疆各族大规模内迁，与诸夏（即中原地区分享周室礼仪 与荣誉之诸国，春秋时开始称“华夏”）杂处。春秋时期，秦、楚因杂用夷狄之礼被中原诸 国视为夷狄，齐桓公所举“攘夷”旗帜，攘的重要对象之一就是楚国。

战国时期，内迁至中原的各族已经与诸夏融合，而海岱江淮间的东夷、淮夷与吴越也先 后与华夏融为一体。秦、楚不仅与其他诸夏并列，且因势大境广而有统一诸夏之势。

秦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汉祚久长，疆域广阔，汉人与边疆各民族杂处日益发展， 人民之间互相交往，互相学习，通婚合好。边疆各族开始称内地人为“秦人”，至汉中叶， 渐改称为“汉人”，而汉人也以当朝国名自称汉人。这一改变，既反映了汉民族的新特征， 也反映了边疆各民族对汉人的新认识，已具有民族称谓的性质。

——摘编自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

材料二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

——摘编自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材料一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辽、宋、夏、金等民族政权政治上的分裂和军事上的对峙时期，但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并未因此而中断。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各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汉族农耕文化区，促进了各游牧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转型，并通过与汉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政治上的相互借鉴、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推进了中国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对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编自段云红《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

——摘编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材料一   有学者把宋代中国比喻为当时亚洲海洋贸易的“发动机”。在宋代中国与亚洲沿海各国的共同推动下，亚洲海洋贸易进入新阶段，形成南海贸易体系。该体系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即中国的手工业品和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地区的资源型商品互补性交换；有稳定的贸易力量，即以中国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导，亚洲沿海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的海商群体；有稳定的市场区域，即以东南亚地区为枢纽，联系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市场区域。可以说，宋代中国在当时亚洲海洋贸易中初显“海洋大国”气象。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对黄纯艳访谈》

材料二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中有别于前代且最具特色的部分。自明王朝建立至鸦片战争前的近500年间，这一政策一直得到有效的推行，间或有短暂的松弛，但始终并未扭转海洋政策的总体趋向。明朝初年便严申禁令，规定海民不得私出海，不得擅造三桅以上桅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者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朱棣登基16天后，便下诏禁止军民“交通外国”，并要求“所司一尊洪武事例禁治”。明英宗时期甚至有严私下海捕鱼之禁。嘉靖年间，海禁的措施则走向极端，拆除一切违禁大船且尽数毁之。

——摘编自刘俊珂《论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内趋性》

——据中外史纲要上、选择性必修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