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初地方置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凡遇重大政事须报决于中央。这当然便于对地方实行垂直统治。但地方权力的分散与弱化同样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这与统治者所追求的整体目标相悖。尤其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权力分散且弱化的地方机构就更会显露其弊端，督抚体制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督抚是总督与巡抚的合称，最早出现于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这个时候巡抚也还只是临时性派遣工作。此后，督抚经常出现罢设的情况。尽管督抚屡有罢设，但由于督抚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中央衔接地方行政职能，最终在嘉靖年间成为了一种常设职务。
——摘编自林乾《论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
材料二 作为地方最高官员的总督辖一省或两三省军民要政，凡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都由其奏请升调免黜，并有对外交涉之权。专务总督有漕运、河道等名目。清代巡抚职权与总督略同，地位低于总督。清制，除四川、直隶不设巡抚外，每省一员。巡抚是实际上的省级最高长官，无总督的身份,但独当一面。清代在省一级虽然确定了以总督和巡抚为军政首长的制度，可是中央朝廷对督抚们在工作活动中的控制极严。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都必须奏报皇帝，等候批示。如果督抚们偶有越轨行为和不顺意之处，立予法办。
——摘编自王跃生《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督抚制度设立的目的及其发展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明代，清代督抚体制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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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专制”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的“专制”来自西方。清末，西方的“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等政体理论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人传入中国。他们指出，中国之所谓法.乃君主用以束缚臣民的工具，完全没有民主共和之意，虽历史上有明君贤相，成宪家法，也无法改变中国专制制度的总体属性。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开明专制论》等
材料二 近代学者钱穆一直批判“中国专制论”之说，他在抗战时期所著的《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政制的演进，首先历经先秦去“封建而跻统一，后有汉代‘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之政府’，到隋唐，‘士族门第再变为科举竞选’”。他认为传统政治本就富于理性，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密，与民众也并非如西方社会那般对立，他还强调，士人本来受教于农村，通过“选贤与能”进入政府，代表民意去实现“天下为公，士人主导”的政府也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钱穆《国史大纲》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述梁启超、钱穆所持的观点及其依据。
材料一 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实际上是选举社会。制度性的上升流动不仅成为持久的结构性流动，而且使社会的基本结构成为流动性的结构。由儒生文人作为官僚主要来源所构成的一种特别的社会流动通道，发挥了独特的社会整合与调适功能，从而消抑了中华帝国的整体性变迁的可能性，阻止了革命的爆发。
——摘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秦汉至晚清社会形态研究》
材料二 18世纪，英国社会上层向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的流动性更强，贵族的衰落是常态。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展，中间阶层不仅在数量上迅速扩大，而且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开始谋求政治权力和独立。中间阶层向社会下层的垂直流动也屡见不鲜，农村家庭农场主的破产和消失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多数转化为工资劳动者。农民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表现为农村租地农场主社群初步形成，另一方面表现为自耕农的下层部分转化为农业雇工。还有相当部分贫困移民选择从乡村到城镇，不再专门从事农业活动，转而从事乡村工业生产。
——摘编自舒小昀《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至晚清“选举社会”的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英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并简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