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将户部银行增资改组为大清银行。清政府颁行《大清银行则例》，这是中国首部银行法。度支部派监理官对其进行严格监管，这是中国有银行监理官之始。宣统二年（1910年），度支部奏定的《（兑换纸币则例》明确规定：“纸币一切兑换发行之事统归大清银行管理，无论何项官商行号概不准擅自发行。”根据法律，大清银行有经理国库职权，度支部逐渐将库款存汇、财政监理官经费、出使经费、向外国借款等事务交由大清银行办理。自此，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实物库制度，被中央银行经理国库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下，财务行政与钱物保管相剥离，对于加强各部门间的监督与制衡，确保财政收支的安全与高效具有重要意义。

——据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材料   1901-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文明史上似乎反常但却是很自然的现象：一个王朝在面临大崩溃危险的时候，出于自救意识，会对世界文明大潮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顺应”。清政府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政策转轨的动员参与，为此实行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1905年成立商部，以保护、开通工商业为宗旨，学习西方，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经济法规如《商律》等。1904年-1908年中国出现了办厂高潮，使用机器动力的工矿企业增至549家，主要行业增长速度达15%_-20%。同时社会精英人物痛感专制政体的中国若不顺应世界文明大潮，迅行立宪，国将不保。内外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推行钦定立宪运动，并在1909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此外，清政府在这一时期推行西方文明的教育制度之决心是前所未有的，但却未能“同化”改革所造就的各种社会力量，反被新兴力量所淹没。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根据帝国 宪法,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拥有行政、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大权。主持帝国政府的宰相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而不对议会负责。同时,皇帝还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国家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联邦议会中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成为各邦君主的代言人,帝国议会由25岁以上男性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它有权提出法案,但只有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在这一宪政结构中,传统统治阶级居于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仅从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行列。

——摘编自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

材料二   1908年8月,迫于内忧外患和风雨飘摇的局势,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君上大权和臣民的权利义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大纲》规定:臣民有合于法律明令之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财产及住宅无故不加侵扰;有纳税、当兵义务,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照旧输纳。

——摘编 自张溪《透析<钦定宪法大纲>中权力与权利的格局》

19世纪读写能力的普及首先是欧洲文化史的一个进程。其源头可追溯至宗教改革时代或18世纪倾向于实用性教育的全民启蒙运动时期。精英们对读写能力普及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开启理智的阅读和规范文化实践，对普通民众进行启蒙祛除迷信，这似乎是自上而下的文明化、现代化的实施和对民族融合的促进；另一方面，精英对大众文化解放仍存有疑虑。大众文化解放的同时，也和提高大众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要求相勾连。权力和文化拥有者的疑虑不无道理。

——摘自[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①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要紧任务。

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③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④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倡导全党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材料一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纷纷开始改革，系统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式开启。在速一过程中，第二产业从业者占比越来越大。1875年，普鲁士“矿业、冶金业与盐业”部门便有105家企业为工人开设培训课程、教育课程及讲座。19世纪末，凯兴斯泰纳等认为“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公民义务实施的国民教育。至此，职业教育实践开始进入国家层面。《工商条例》《进修学校条例》等使工商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城市也通过地方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进修学校的义务教育性质，按职业分类的进修学校开始在全德试行。

——摘编自李超《德国职业教育历史源起与勃兴——以19世纪为考察对象》

材料二   伴随着洋务运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拉开序幕。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1913—1917年却又停滞不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职业教育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此，很多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为培养工商界的管理人才与中等技术人才，很多职业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实习，力求使学生掌握“纯熟之技能”，所学知识真正能“学以致用”。同时，职业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以使学生成为“立身社会”的“善良之公民”。

——摘编自徐东《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材料一   班固在《汉书》中就曾指出“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社会现象，体现了宋代以前中国文武人才多产生于北方，但北方人才类型又存在东、西之分。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南方文风占据优势，“入仕”与“闻世”的文人渐多，北方蜕变为以武人见长。南方多文人，北方多名将与锐兵的现象，经元、明、清以迄民国，一直延续未变。

材料二   近代新教育的兴办，多与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由此造成了学校分布和人才来源的地域偏向；就举才制度而言，科举废除后直到1949年以前，全国性的统一人才选拔和严格的名额区域配置制度始终未能再现，人才选拔总体以学校为推行主体，国家的控制较少，地方的影响较大，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

——摘编自梁晨、任韵竹、李中清《民国大学生地理来源量化考析》

材料一   根据帝国 宪法,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拥有行政、军事、外交等一系列大权。主持帝国政府的宰相由皇帝直接任命,对皇帝而不对议会负责。同时,皇帝还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国家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联邦议会中的代表由各邦君主任命,成为各邦君主的代言人,帝国议会由25岁以上男性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产生,它有权提出法案,但只有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在这一宪政结构中,传统统治阶级居于支配地位,资产阶级仅从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行列。

——摘编自邢来顺《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

材料二   1908年8月,迫于内忧外患和风雨飘摇的局势,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君上大权和臣民的权利义务,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大纲》规定:臣民有合于法律明令之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财产及住宅无故不加侵扰;有纳税、当兵义务,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照旧输纳。

——摘编 自张溪《透析<钦定宪法大纲>中权力与权利的格局》

材料一   1807年，怀特布雷特向议会提交用公款资助建立国民教育的提案，虽然该提案未获通过，但却推动了自愿为国家提供普及初等教育社团的建立。1830年，辉格党上台，贵族被迫与正在兴起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分享权力。1832年，议会改革议案扩大了选举权。1833年，在舆论压力下，议会终于通过2万英镑的教育拨款，1839年该项拨款增至3万英镑，并成立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英国第一个国家监督和管理教育的机构。1858年，教育委员会设立教育行政部，加强对民众教育的管理。1862年，议会通过教育修正案，教育投入被纳入正常的以征税为保障的立法轨道。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

——摘编自谢天冰《试论英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

材料二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七八十年代，洋务教育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有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甲午战争后，清朝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学堂逐渐走向系统化。这一时期，清朝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学堂的门类更加广泛。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近代教育趋向系统化。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