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在关中推广冬麦，以黍稷为主的生产结构发生某些变化。此外，随着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黄瓜、大蒜、胡萎、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经济作物“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柑橘、荔枝、龙眼、甘蕉、枇杷、橙、槟榔、橄榄等南方果木，经过在皇家苑圃中的转植试验和驯化，也在关中安家落户。关中成为全国富庶的首善之地，同时也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农业区之一。

——摘编自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材料二   明朝万历21年（1593年）福建长乐县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获得甘薯种之后，将其带回家乡试种，并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的主持下，在福建省内推广种植；清乾隆14年（1749年）陈振龙后代陈世元将甘薯引种山东，使得甘薯在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大面积推广，并逐步推广至全国。清世祖玄烨将在丰泽园长出的粒大饱满、品质上乘的稻株命名为“御稻”，并在承德避暑山庄种植成功后，又在江苏苏州等地种植，以后又推广到皖、渐及苏北等地。

——摘编自陈培彬（我国古代农业推广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一

（道光帝以前）国家收支嘉道以前（嘉庆道光以前），历朝每岁收支总数，变动不大.收入数大致如下：

（1）地丁约3000万两

（2）耗羡约460万两（正赋外额外征收）

（3）漕粮约400万石（分正粮杂粮两种，正粮征米，杂粮征豆麦荞麻等）

（4）漕项约200万两（漕粮外加征）

（5）租课约26万两

（6）盐课约750万两

（7）关税约400万两

（8）茶课约7万两上总数（除漕粮）共约4800余万两.

支出数大致如下：

中央经费

（1）王公百官俸约93万两

（2）兵饷约600万两

（3）盛京热河官兵俸饷约140万两

（4）其他政费约110余万两上总数共约954万余两.

地方经费

（1）官俸约420万两

（2）公费约20万两

（3）红白事例约40万两（庆典、丧祭）

（4）兵饷约1500万两

（5）修缮约400万两

（6）其余杂项约100万两上总数共约2500万两.

中央地方合计约3500万两.

——摘编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下

材料二   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革命纲领的精髓是面向中国实际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他也不准备放弃这个原则.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领导人有了信心，他们开始修改有关经济和其它关键领域的苏联经验.但是，只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才出现了与苏联模式根本决裂的情况.

——摘编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