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开始，美国总统积极利用媒体寻求民众支持，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麦金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与记者保持频繁接触的总统，他让秘书每天与记者见面，提前向记者提供总统正式发言稿、声明、咨文等材料，在照顾记者职业需求的同时，确保白宫对信息流的掌控。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总统政治传播的惯例。1913年，威尔逊总统定期召开对所有正式记者开放的总统新闻发布会，此后白宫记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合理合法地代表公众直接向总统质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将新闻发布纳入重要的国务活动，成为国家政治议程中不可或缺的常态化机制。20年代随着商业广播发展，广播逐渐被视为一种有力的大众沟通工具。各国领导人也尝试利用照片和电影等媒体帮助自己和政府塑造更加立体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翟峥《美国总统政治传播体系的打造及其演变》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西意识形态对立及中外舆论博弈等复杂环境，我国领导人新闻发布机制的探索异常艰难，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摘编自吴锋《新中国70年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机制嬗变、基本经验、完善方略》

材料   1685年，6位“国王的数学家”耶稣会士入华，掀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新高潮。据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荣振华统计，1552—1800年间在华的耶稣会士975人中，有168名法国人，他们在传教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成绩斐然。安菲特利特号法国商船于1699—1700年间首航中国成功。中法关系史，特别是中法文化交流史的发展，在欧洲于17—18世纪催生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风潮。

——摘编自耿昇《中法早期关系史——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

材料二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首次为中国人介绍了一点关于法国的地理、人种、习俗等，首创了中国文学中的“法国原型”。王韬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史著作《法国志略》，该书介绍了法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宗教等历史和现状，对法国大革命作出完全否定的认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法国历史由简单介绍转到了一定的研究性质上，由少数外交官的行为，变为大多数具有救亡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群体行为，成为了进行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宣传介绍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法国大革命史（包括启蒙思想）。革命派极力宣扬法国大革命及思想，改良派研究法国大革命，更主要集中于研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从中寻找政治理论依据。

——摘编自雷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法关系研究》

材料三   1964年中法两国正式建交，政治上的密切关系引发文化交流的高潮；1999年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周”；2000年—2001年中国在法国举办“文化季”；2004年10月—2005年7月，法国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2006年至今，持续举办中法文化交流之春活动（包括“法语活动节”、“中法环境月”及“创新法国”等），单2015年活动便辐射中国大陆20余个城市开展，包含十大门类一百种项目的展览与演出，规模浩大。

——摘编自王青《文化外交视阔下中外文化年活动的价值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