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宋朝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宋代政府在对农业与商品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出现了许多与历朝的不同之处。唐朝的“坊市制度”在宋代被取消，此举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重农抑商情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国家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商业的发展只能对统治者有利，而不会影响其统治地位。宋代仍然把农业放在经济发展首位并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工其。奖励垦荒，因此，至天圣年间（1023~1033年），农业得到很大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兴旺、造船的发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这时指南针已普遍用于航海，造纸、雕版印刷、火药均已出现。此外，纺织、制光、矿冶等各部门都有显著发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前代。

——摘编自邓晓影《宋代商业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材料二   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玉米和番薯等新的粮食作物的引进和推广，粮食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由于经济效益可观，种棉和养蚕更是蔚然成风。各地商品的种类比以往更丰富，而这又进一步促使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大量兴起。如松江，是明代最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有众多手工业专业市镇和商品集散地，其中朱泾镇“四乡盛产棉花、乡人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资本的增多、竞争的激烈，开始产生了一批商业集团，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商帮。其中最著名的是徽商，不仅人数多，而且资本雄厚，经营多种行业。在明清之前，人们都以习儒或做官为一生的奋斗目标。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四民观”和“工商皆本”思想的出现，许多文人学士也开始加入到从商队伍中，“弃儒就贾”成为当时的风气但是商业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世俗化，社会的商业化使人心趋于机械、变诈，人们唯利是图。

——摘编自陈君、齐洋铌《晚明的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材料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国内学者著述颇丰，叙述各有侧重，有的以近代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展开论述，有的以某一年份、某一阶段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如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王中亚《建党1921：他们改变了中国》等。

材料一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编者注：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