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周边众多民族，秦、汉王朝分设典客和大鸿，专职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秦王朝在西北地区设陇西、北地、上郡3郡，汉王朝则在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酒泉等郡。边之郡县，既任命汉族的官员，谓之以流官治其土，又封少数民族的首领为王、侯，谓之以土官治其民。鉴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边郡之税一般无定制定额，甚至可以减免，夷首领也只需解纳土贡。为充实边郡，秦汉还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成以充之”，并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各民族结友好关系。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唐朝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民族政策。唐太宗以德治为主，主张对少数民族来取安抚、和亲政策，反对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叔，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在平定突厥后，唐王朝在其原地设置府州，以其首领为都督或刺史，世袭其职，统辖本族人民，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制度在突厥实施成功后，又被不断推广，以数属摩府州遍布于唐王朝各边疆民族地区。
——编自李饮《论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民族政策的主要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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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讧，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高昌与西突厥结成军事联盟，在贞观九年、十年，大举攻掠丝路上的商队和贡使。唐朝于贞观十四年灭高昌后，首先在高昌故地设立西昌州，旋改为西州。西昌州属于羁縻州，而西州作为地方正州，与中原其他正州一样推行州县制。不久，唐朝又在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派兵镇守；并将乡里制、均田制、赋役制等措施迅速推行至西州。
——摘编自董永强《平高昌前后的争论与唐初西域政策的转向》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时期我国北方边疆政权的基本特点。(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经营西域的政策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时期经营西域的意义。
材料一
| 朝代 | 措施 |
| 两汉 | 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在西北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 |
| 唐朝 | 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安排少数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 |
| 元朝 | 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 |
| 清朝 | 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人、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上层采用封爵、给俸等政策 |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 时间 |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程(部分) |
| 1923年 | 李大钊曾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 |
| 1945 年 | 蒙、回民族大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乡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
| 1952年 |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
| 1984年 |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启了民族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
——摘编自斯琴格日乐《百年回眸：中国共产党治理民族事务的政治本领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封建政府治理边疆民族事务的具体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治理方式的特点。(2)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政策。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政府治理民族事务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古籍记载，先秦时期，中原与沿海地区及海外就已经存在交往。战国时期，燕国与朝鲜、日本的交往一般是从登州湾出发，入渤海湾北向长山列岛至辽东半岛南端，沿半岛东侧北上鸭绿江口，再走朝鲜半岛西侧近海，至半岛尽头，穿越对马海峡，抵达日本本土。秦统一六国及其后的楚汉相争，导致不少内陆汉人逃到朝鲜半岛，有些人渡海进入日本。秦始皇时代的神仙传说与徐福东渡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十分可疑，但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秦汉之际中国与日本、朝鲜的海上交往和催生弥生文化的历史。8、9世纪，“广州通海夷道”贯穿南海诸国、印度洋至波斯湾和东非海域，并与航向日本、朝鲜半岛的东北亚海路相连接，对东亚各国的发展影响巨大。
——摘编自李庆新《海洋贸易、货币流通与经济社会变迁——东亚海域沉船发现古代货币及相关问题思考》
材料二 “朝鲜”之称在古书里既可以用作国名，也可以用作地域名。如《盐铁论》中就有“（燕国）度辽东而攻朝鲜”的记录。《史记·朝鲜列传》亦载：“秦灭燕，属辽东外微（藩属）。”至晚在隋代，高句丽（东北少数民族扶余在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政权，强盛时统治整个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人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把自己的政权所在地称为“辽东”，高句丽王元在给隋文帝的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高句丽人对“辽东”内涵的认同，反映出高句丽人对中国的向心力。唐代裴矩、温彦博等大臣以“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为由，要求恢复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直接管辖。以“辽东”指称朝鲜半岛北部的说法在唐代中原地区和高句丽国内的通行，恰是高句丽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一个有力证据。
——摘编自杨军《朝鲜半岛与“辽东”内涵的失系》
(1)根据材料一，概括10世纪以前中国和东亚邻国交往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史籍中“朝鲜”和“辽东”关系的变化，并简析造成这一变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