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剥削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严重局面。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新的调整。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一位阿拉伯商人记述：两宋时期，信用券被广泛应用，富裕商人率先使用印制的纸币，极大地便利了商品的交换。中国商人把钱借给别人时会写下借条，借债人则在纸条上用食指和中指画押。他们主张以信接物，以义为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不卖假货，不赚黑钱，不会乘人之危而牟利。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材料一     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司马光《资治通鉴》

材料二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其一曰：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欧阳修《新唐书》

经济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西晋覆灭后，晋元帝逃往江南，在江左重建了东晋王朝。长江天堑，是一个限制南北的天然屏障，使中原战火不能直接延烧到江南。这时江南虽然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区域，但永嘉之乱的后果：“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摘编自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

材料二   由于土地兼并逐步发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很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经十分困难……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只要在当地有资产、土地，就算当地人，上籍征税。同时不再按照丁、中以年龄分为黄、小、中、丁、老五类的原则征租庸调，而是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杨炎传》

材料一：

材料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为载体。诸子百家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和途径对文化进行重建、形成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礼乐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民）本文化精神的转变．是先秦诸子学术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潘俊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三：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诸侯国……夺权后的地主阶级，随着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壮大。……边远地区的秦、楚、燕等国的社会经济也发展到相当水平，新兴地主阶级也逐渐壮大起来。然而这些诸侯国的政权仍然控制在旧贵族手中。各国地主阶级的普遍发展壮大及其与贵族的对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一场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各国的变法运动。

材料一   

材料二   教育的兴起，造就了大批具有丰富知识和阅历的文士，稷下学官就是当时的学术交流中心。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动乱频繁，各国纷纷变革，许多人对变革发表了不同看法，出现了百家争鸣。

材料四   新法规定：立了军功的，按功劳大小升爵受赏；为私利争斗的，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努力务农，精耕勤织，因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国君亲属宗族不是立有战功，经过评定，不得列入谱牒。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一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

——【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李白

材料三   汉兴之初，海内皆定，同姓寡少，以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

——《汉书·食货志》

材料在晋文公即位之前，晋国内乱频繁发生，国内阶级矛盾积累已久。韩原之战战败后，晋国通过大量征收军赋来弥补耗费的军力，导致赋税十分沉重。很多人民被沦为债务奴隶，社会矛盾非常尖锐，晋国迫切需要减轻奴隶债务和赋税来缓解社会矛盾。

公元前661年，晋献公开始按大小奖励人们土地、奴隶和官职，改变了传统“不劳而获”世卿世禄的分封标准，给晋文公推行新的世卿世禄制打开了缺口。晋文公即位后，总结了惠、怀二君丧失民心的历史教训，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笼络人心，确立了以“贤、能、德、义”为标准的分封原则，提拔了许多贤能义德之士，形成了新的世卿世禄制。此外，晋文公还确立了“贤、能”的用人标准，他将才华横溢的先轸升为中军元帅，还规定异姓宗族“掌其远官”。

——摘编自《晋国改革与社会发展》

材料一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刘向《《战国策》书录》

材料二   

材料三   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进步和产量提高增加了公社农民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乃至于多开私田并隐匿其收入，与此同时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下降，以至公田荒芜不治。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方式。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四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于士阶层。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士人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通过游说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得到秦孝公重用。……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为“夫子”，其“率徒讲学，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各国养士之风盛行，最著者如齐国的稷下学宫，名流荟萃。其他如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中（申）君，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中，这种意识仍然长期存在。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五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