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礼》中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当时，乡、党、邻、里是四种基本的组织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什伍组织也被广泛采用，各诸侯国对乡村的控制逐渐趋于严密。秦统一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县下置乡、亭、里为基层政权遍推行郡县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上不离“官有秩，各有掌，重教化”的窠臼。唐代实行乡、里、村三级制，以里正为主、村正为其辅，乡的功能进一步被弱化，甚至一度是有职无官。到宋代仍实行乡里制，“诸乡置里正，主赋役”。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地方治权所代表的官制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成为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了乡村自治政治。

——摘编自唐鸣 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中因家庭间的是非和邻里间的争执·····多属“鸡虫得失””，诉讼程序的复杂导致纠纷解决的困难，因而乡镇调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亟须。在熟悉基层行政的人士看来，乡镇政权对纠纷的调解“可以减少无数的讼累”，同时，就基层调解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而言，调解委员“系由乡镇民代表会选出，多为地方公正士绅······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摘编自谢健《乡镇政权与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权和国家制度的重构，明确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关系成为逐步理顺农村工作的前提。同时，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废除保甲制度、颁布《婚姻法》等治理举措，崩解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旧政治权威。1950年，政务院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村政府与乡政府并立为基层政权。

——摘编自丁云《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材料一   从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尉卒律》(内容多为秦统一前后的律令)的规定来看，秦在里吏任用上有意避开地方豪强，推行里吏与帅豪(地方的社会领袖)分离、行政权与社会性权威分离的新政策。《商君书》有《去强》《说民》《弱民》三篇，文句相关，主旨相近，都是讲治国为君要干预和削弱民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秩序，使之无力抗拒国家统治，从而为国所用。就制度设计而言，秦的立法者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希望在官僚行政系统之下塑造出一个驯服的里吏层级，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因而绝对服从，为上级监管邑里，控制民众。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为了更好地处理乡里纠纷，地方的士绅们会共同研商，制定处理民事纠纷的乡规乡约，送呈给县衙并取得地方官的承认，以此让乡民共同遵守。同时，由于地方官希望政简刑清，不愿花费太多的功夫在处理诉讼案件上，也会常常将诉讼的双方送回乡里，让他们找人仲裁。

——摘编自崔晶《基层社会治理的构建——基于明清时期国家法与习惯法互动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