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唐政府中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唐代政府的各个方面都是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怀着信心，致使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题。

——摘编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材料二   宋帝国自诞生之日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的性国家对工具性国家的要求，即动员内部力量以应对国家间生存竞争；另一个是纠正汉唐帝国的政制缺陷，完善工具性国家。就前者而言，主要是壮大经济资源问题，并着力于提高资源的汲取能力等。就后者而言，主要是在制度上解决基本制度中的缺陷。

——摘编自刘守刚《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唐宋变革或者说唐宋之际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两税法的实施，这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其他一切政治、文化上的变动都由此而起。两税法变革的动力何在？第一，生产力发展，引起剩余产品增多，推动商品货币关系进步，继而推动土地私有化倾向的发展，促成封建土地国有制难于照旧维持下去，不得不变均田制、租庸调为两税法。第二，经济关系变化的过程中，豪绅大地主日益腐朽和衰落，依附他们的农民因而获得人身自由，赋税制度不得不取消主客户之分。第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对旧制度起到了摧朽拉枯的作用。

——摘编自庞卓恒《史学概论》

材料二   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了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我看来，宋代标志着独裁的增长，这在内藤对唐宋转型的阐释中是核心内容，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事实上没有实现现代化。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