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宗族活动进一步下移，庶民化的宗族开始参与社会治理，基层官府依托地方宗族行使权力，主导乡村基层治理，但同时又试图以地域性行政组织来取代宗族组织，削弱其权力地位。理学家主张恢复古代宗法、重建宗族制度。北宋张载认为宗法能够“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世系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 。当时朝廷采纳了这些想法，鼓励士大夫阶层建宗祠，修族谱。明中叶以后，基层政权通在宗族内部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实现了宗族的组织化。明清实行保甲制，宗族的互助功能大大加强，通过宗族公共财产来济贫、助学，宗族的 社会保障功能加强，呈现出一种自治性的倾向。

———摘编自张绍良《宗族组织与基层治理关系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土地改革、集体改造、政党下乡等三大组织化方式，推动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1955年，农村党员总数达到 600万至 700万，自此以后，党组织基本下沉和覆盖了所有乡村，将原先离散化的传统乡村吸纳到党的组织体系之下。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国家权力开始从乡村抽离，乡村社会出现了短暂的“ 治理真空”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助推了乡村基层治理体制向村民自治体制 转型。

———摘编自颜德如《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基层治理的探索：基于组织化的视角》

材料一   中国的宗族慈善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当时分散在各个家族中的祭田、族田、贡士庄等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慈善到了宋朝有显著的发展。当时社会贫富贵贱之分日显频繁，由贱入贵的士大夫或经过漫长的卧薪尝胆，或经过数代人乃至众乡亲的节俭共助，他们早已深感入仕的来之不易，故多怀有对家族或乡井的报恩之念。宋代的许多大家族发展出了多种宗族慈善的形式，如义庄、义田、义塾等。他们通过此类义举，在“睦族敬宗”的旗号下，对族内成员在生养、学业、贫病和婚丧嫁娶等方面遭遇困难时加以救济。

——《中国慈善发展历史》

材料二   德国于1863年颁布了《工人疾病保险规定的准则》，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再加上20世纪初颁布实施的其他医疗、工伤、失业等法律，德国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1941年贝弗里奇设计的社会保障计划涵盖了养老、疾病、残疾、死亡、工伤、失业、妇女、儿童等八大保险项目，此后瑞典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公民实行全民性的普遍保障和广泛优厚的公共津贴，而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弗里奇报告成为战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里程碑，也为后来社会保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胡继哗《追寻中西方社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也日渐成为社会各个群体批到指责的对象。面时质疑，加拿大各界也开始将研究的重点指向本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行评估和反思。而真正的转变则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加拿大费雷泽研究所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认为，当时对加拿大失业政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对人们成为失业者的支出的太多”。

——《二战后加拿大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特点及启示》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周代开始，中央政府经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问疾苦”，以便及时“赈济百姓”。汉代各级政府与扶贫相关的财政事权就包括了收养孤儿、贩恤鳏寡、救疾医病、放饭救灾、助贷贫民、协助生产等十多项。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独孤园等恤养老幼贫疾的常设机构。中唐时，刘晏强调国家赈济要适当：“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唐宋时期，政府针对各种贫弱对象，都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这些措施为元明清历代所继承，并有新的发展。

——摘编自史卫《古代财政与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