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迟于《史记》已明确提出“各民族同祖同源”的结论，少数民族史家同样力图证明本民族与尧舜禹汤等先圣有血缘联系。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元等时期，民族史观往往体现为华夷有别、夷夏之辨的一时之盛。隋唐时期，杜佑《通典》则认为“中华与夷狄同”，并客观探讨夷夏差别产生的原因。《元史·许衡传》中则对“天下一家”做出新的解释：“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物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今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摘编自李珍《中国古代民族史观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梁启超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禹躬亲其劳以集大功，遂成民族结合之枢核”，之后逐步混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他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竞争而已”。因此，“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应该记述民族“排入”“排于人”的历史，“排入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凌夷衰微。”美国史学家杜赞奇称赞他“是第一个用启蒙的叙述结构来写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

——摘编自王娟《梁启超民族史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导论卷开篇就明确写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这是他率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理论和原则。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他认为：“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

——摘编自王东平《白寿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

“汉人”称谓始见于楚汉相争之时，其指汉王刘邦一方人员之统称，还不具有族属和文化含义。随着西汉政治、文化和族源历史整合的推进，到汉武帝时代，与“诸侯人”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汉人”完全被融政治、文化、血缘和族群于一体的广义的“汉人”所取代。在整体意义上完全具有族别功能的“汉人”认同产生的同时，“中国一体”的国家意识也开始凸显。

——刘志平《汉代的“汉人”称谓与“汉人”认同》

以行政区划而言，元朝统一后，边疆和内地在管理上存在差异，但又有相通之处。内地设立州县，云南也实行州县制，但普遍用土官任职；藏族地区未采取行省制度，而由中央宣政院直辖，有实在的行政管理，包括设官命职、开辟道路、建立驿站、清查户籍等等。汉、唐等前代中原王朝尽管一度也拥有广袤的版图，但是这样的版图维持时间并不长久，控制手段的不足和外患的存在加剧了边疆离心倾向。而元朝未发生过某一地区脱离统治的情形，它稳定统治了中原和边疆一百多年，始终保持辽阔的版图。

——摘编自张帆《元朝的多民族统一与国家认同》

①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回忆录》（1981年）
	②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区，中革军委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③长征亲历者黄镇于1935年5月创作《红军彝族游击队》，描绘了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得到彝族沽基家族的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支队，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以下表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