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材料   古代中国对夷夏的区分还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重文化而非重种族的区分标准。孔子都没有把夷当作异类，甚至认为，只要“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按：上古时代，炎黄族群和东夷族群长期竞争），而周文王是“西夷之人”，可是他们都在“中国”（指华夏地区）行仁政，就都成了圣人。其一是，夷变夏和夏变夷的事例太多。……其二是，夷夏之间的交往和婚姻很多。晋文公的母亲无疑是夷狄，可是又姓姬，与周王和晋君都同姓，所以这一支戎在历史上可能与周有血缘关系。由于这两种情况，人们很难以种族或血统来确指谁为夷谁为夏。于是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自然地就成了区分夷夏的标准了。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

材料   综观中国古代史，便可发现三个现象极为引人注目：一为历史总是在政治上的分裂与统一中曲折前进。每次分裂之后都必然出现更大规模的、更深层次的统一，而且统一在这种交替过程中永远居于主导地位。二为民族关系也总是在斗争和融合中曲折地发展。每一次斗争之后，也总是要出现新的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民族同化（或融合），而且伴随着每次融合的出现，都毫无例外地要出现较长时期的政治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政治上的每次分裂与统一，也总是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息息相关，甚至是政治上的分裂动乱愈厉害，民族之间的斗争愈激烈、民族同化（融合）也就愈迅速、愈全面。而民族融合不仅带来统一和安定，而且保证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始终不间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还把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不断推上了主导和核心的地位。

——摘自高鹏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散论》

材料一   刘敬说上(刘邦)都关中，上疑之。⋯⋯良(张良)曰：“⋯⋯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于是上即日驾，西都关中。

——《汉书·张良传》

材料二   他(孝文帝)迁都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把政治中心迁到中原的中心地带，有利于将来进一步的统一，更主要的是希望通过迁都实现完全的、彻底的汉化。果然在迁都已成定局的时候，孝文帝就开始实行一系列更加彻底的汉化措施。

——葛剑雄《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

材料三   金元及清以女真、蒙古、满州边族入主中原，定都于北京是既可以控制中原，又可以照顾到本土的最佳选择。明成祖一则由于他出身燕王，燕京是他的根据地，一则也由于为了要防御蒙古之再度南下，也就在南北二京之间选择了北京。金元明清之所以要选中北京定都，那是由于这几个政权都需要兼顾塞外与中原，而大运河漕运又足以解决都燕的供给之故。

——谭其骧《中国七大古都》序

材料一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旧体制是一种很大的冲击，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推动了社会进步。商鞅变法遵循功利原则，打破制度束缚，释放社会活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的要求，发挥出其跨时代的作用。

——摘编自张俊英   邹璇《商鞅变法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研究》

材料二   鲜卑拓跋部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从家长奴隶制游牧部落，发展过渡到封建制定居从事农业或放牧的编户民，实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改革。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使得许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成为均田户，加速了他们向封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地作用。此外，租庸调制和三长制等也起到了强制流散农民定居，强化了基层地方管理，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时期的登闻鼓制度就是在继承儒家“仁爱”思想的前提下，发展了平民直诉制度，尽管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鲜卑统治集团更好地控制地方的官吏，但客观上为平民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开拓了更新的、更直接的途径，促进了儒学理念对鲜卑族的思想文化的影响。

——摘编自龚荫《试论北魏封建化进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