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唐地方层级都发生过从二级向三级的转换，二级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央直接管理地区过多，负担较重，于是增设州等层级，协助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管理。但增设的层级，往往容易变成实际的一级行政区，引发割据问题。

宋代的统治者发展了“虚三级”的体制，即路、州、县三级。路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长官，与州牧、藩镇节度使不同，路一级由帅、漕、宪、仓四司共同构成，地方事务一分为四；在州之上，不存在单一的行政区划，比如这个州的帅司、漕司、宪司是属于某一路的，而它的仓司属于另一路，这虽然容易造成管理的复杂和混乱，但是不容易导致地方长官权力过于集中；州可以不通过路直接向中央奏事。宋代地方制度的设计，体现了“防弊”与“分权”的原则，使宋代的地方政府虽是三级制，但没有造成东汉末、唐后期地方割据的情况。

——摘编自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

材料 在军事方面，隋继承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府兵是职业兵，兵士皆入兵籍，不属州县地方管辖。家属亦随营居住，编为军户，不属民户。这种战时的军事制度在隋统一南北以后显得不合时宜。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改革府兵制。“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军人除原有军籍，隶属军府外，又与家属一同列入州县的户籍，成为民户。他们及家属与百姓一样，按均田制授田。军人有较为稳定的家庭生活，他们平时耕作和生产，但须在一定的时间轮番宿卫，遇有战争则随军出征。由于府兵要负担兵役，出征时自备衣粮，因而虽授田但却免租调力役。府兵的统率，隋文帝设置了卫府制度。中央设置12府，军权集中于皇帝，有利于府兵行使保卫国家统一和镇压人民的职能。

——摘编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

材料一   安史之乱造成北方经济的严重破坏，造成人口民户凋零破落，户籍和土地图册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租庸调收入已难以维持政府的生存。780年实行的“两税法”，其核心内容是将过去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及各项杂征合并，以一个家庭的财产状况和田亩数量为依据征收赋税。同时政府对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由于这些税是在夏、秋分两次统一征收而被称为“两税法”。

——摘编自蔡昌《隋唐盛世的赋税演变》

材料二   自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买卖更加公开而频繁，田庄经济日益发展起来了，新的税制使大土地所有者分担起一部分赋税，商人也要在所经商的郡县纳税。在实行的当年，唐王朝实际控制的纳税户由一百二十三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户，全年征收的税钱由一千二百多万贯增至三千多万贯。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整理自王仲荦《中国断代史系列隋唐五代史》

材料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武德七年（624年），唐初统治者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主要规定有：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有爵位的贵族和官吏因品级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主要原则是“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均田制在唐朝实行了一百多年，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与此制度密切相关。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