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便提上了日程。公元前688年—前687年，秦武公在伐灭几个小领主国后，废除了盘踞在这些地域上的宗法世袭统治，设立了冀戎、杜、郑等几个县，并派出由君主委任的官吏进行管理。约公元前356年—前350年，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确立了县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罢分封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是秦朝统一后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它改变了先秦时期的官吏世袭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一大进步，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基本取代了贵族政治。

——摘编自杨卓《浅谈我国秦代的地方行政制度》

材料二   军机处之所以能由“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转而成为执掌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完全是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皇帝意旨能迅速贯彻执行，并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即使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甚至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连太监也不许在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职官简练，“办事较为密速”，效率高。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简，然后应召入值。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挑选优长文笔者传取任用，人数无定额，且属兼差。尽管地位显赫，但若皇帝不满意，随意可以斥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材料二       唐中期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藩镇“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摘编自《新唐书·兵志》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行省官员通常由左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确立并逐渐完善。中书省是受命于皇帝的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封驳朝廷政令的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三省长官并称宰相，分掌宰相职权……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划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军队布置、调动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到咸阳，一部分散到巴蜀等地。将军蒙恬率大军30万人击败匈奴，取河南地，筑44个县城，徙内地罪人去居住。汉族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被带到游牧地区，牧地变为耕地，北方边境扩大。又征发曾犯逃亡罪的人及赘婿、小商贾为兵，取南方桂林、南海等郡，又发50万人守五岭，与土著杂居。汉族文化技术传入南方……

——摘编自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

材料二：在元朝的行省中，岭北、辽阳、云南、湖广、甘肃等行省位于边疆地区，具体负责边疆事务，包括边疆民族。“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为迅速传递诏命和情报，元朝还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朝令夕至，声闻毕达”。“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内地”。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在中央设置的管理吐蕃事务的机构是帝师和宣政院。帝师是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官员，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管理吐蕃事务，而是通过宣政院或向皇帝推荐吐蕃地方官的形式来实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清朝的治边方略大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大权集中、小权分散，正确处理中央与边疆政府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二是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即“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三是对边疆蛮夷的上层人物加强控制，“众建而分其势”，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清朝上层还通过与蒙古王公贵族长期联姻来增进蒙古游牧势力的向心力；四是大胆进行改革，积极完善边疆治理制度。通过上述治边方略，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卓有成效。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   公讳晖，字景袭，河南洛阳人。昭成皇帝（北魏高祖拓跋什翼犍）之六世孙……温源恭俭之性，得之自然；忠孝笃敬之诚，因心而厚。幼涉经史，长爱儒术……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中始自国子生辟司徒参军事，转尚书郎太子洗马……入为尚书右仆射，寻迁左光禄大夫尚书仆射……春秋五十五，以神龟二年九月庚午遘疾薨於位（因病去世）。天子震悼，群辟痛心，有诏追赠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司空公领雍州刺史，侍中如故。考德累行，谥曰文宪公。

——摘编自《元晖墓志铭》

材料二   如表

材料三   在中央，元朝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在地方则广设行省，岭北、辽阳、云南等边疆行省，既负责边疆行政事务，也负责少数民族的管理。此外，元朝还建立了“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驿站制度，将边疆地区和中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吐蕃宗教盛行的特点，元朝对吐蕃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策，并设置宣政院实现对吐蕃的直接管理。为了加强对北疆的管理，元朝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的军队和移民，在戍守的同时进行屯田。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