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代太学在政府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成帝末年“增弟子员三千人”。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但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还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传播。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而且要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王凌皓《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材料二：唐末五代智璇等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因袭增拓”而成岳麓书院。南宋初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培养出了一大批当世的经世之才。朱熹自福建专程来访，并与张栻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饮池水立涸”。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摘编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简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太学主要职能。
(2)根据材料一、二，说明与西汉太学相比，宋代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的教育教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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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是中国迄今发现唯一一处秦朝古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三万六千余枚秦简。这些简牍均为木质。字体为秦隶，其字体构造多保留篆书的结构，但用笔较方，笔力劲健，与秦汉的书风一脉相承。秦简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胡亥二年，十几年连续不断，是秦朝迁陵县的官府文书。这里还发掘出了城墙、城壕、井、道路、作坊、官署及贫民居住区等。简文中出现了大量“洞庭郡”的郡名，而洞庭郡在传世的文献中从未出现过。
——摘编自伍新福《湖南通史》
材料二 湖南省部分简牍出土情况
时间 | 地点 | 文物内容及数量 |
| 1996年 | 长沙市 | 走马楼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的简牍，总数量约14万余枚，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薄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涉及纪年、职官司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 |
| 1999年 | 沅陵 | 虎溪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1336枚。详细记载了沅陵侯国前往首都长安和长沙国的里程，侯国的人口、乡邑、田土、赋税等，烹调素食的方子有7条，荤食的有148条 |
| 2003年 | 长沙市 | 走马楼八号古井中发现简牍10000余枚。多为当时实用的官文书，私文书仅一枚。官文书大多涉及司法事宜，记录有当时从案件发生、起诉告劾、侦察拘捕、审讯判决的全过程。具体案例多涉及经济和职务犯罪 |
| 2004年 | 郴州市 | 苏仙桥古井发现了600多枚晋简，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邮政、祭祀、生活等各个方面，是桂阳郡的政府档案 |
——根据《湖南考古辑刊》何旭红《汉代长沙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等编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里耶古城的历史价值。
(2)根据材料一二，简析这些简牍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湖南省不见出土晋以后简牍的原因。
材料一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读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此外，中国古代文人很早就发现阅读不仅能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还兼具养生保健，预防和辅助治疗身心疾病的功效。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唐代雕版印刷出现后，供民众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历书、字书、韵书等民间用书，大部分由民间刻坊承担刊印成册。谱牒也属于古代民间实用的书籍，谱牒的主要种类包括家谱、族谱、家乘、房谱、支谱、世谱、统谱等属。这些谱牒大都由家刻刊印成书。这类书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非常紧密，如谱牒，一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仕途和婚姻。 郑樵在《通志》中记载“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 因此实用类书籍在民众中传播也比较广泛，需求量也相对大。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阅读目的性的分化和阅读内容的多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因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的阅读文化，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文化传承的传统方式方式多样，总体上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传承方式和非物质文化传承方式两大类。其中，物质文化传承方式主要通过口头传承、书面传承将古老的智慧、人生的经验都记载、保留下来，以书籍、物件、工艺品等形式一代传一代，最终得以保留下来。非物质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是借助于人的口口相传，现称其为文化传承人。根据传承人的数量及其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其分为三类：以集体为传承载体的非物质文化，如大型民间民俗活动等；以家庭传承或家族传承进行的文化传承，如手工工艺等；师傅传授给徒弟的某种非物质文化的社会传承，如戏曲艺术等。
——摘编自金迪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材料二 信息技术中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Internet在全世界范围普及，它对于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为文化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低成本的渠道，大量的文化信息通过互联网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也给文化传承插上一双神奇的翅膀，使“地球村”真正变成了现实。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还可以打造集成文字、声音、图像、视频、动画等多种媒体形式的多媒体产品；打破传统的纸质记载方式，可以存储在计算机、光盘、移动硬盘、手机等电子设备中，使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
——摘编自金迪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文化传承中的应用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文化传承的传统方式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对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他（孔子）知道古代传统的重建，并不仅仅是指外表上的同一。这里所倡导的是对永恒真理的温习，而不是对过去的模仿。孔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这些永恒的思想重放光彩。
——摘编自【德】亚斯贝斯《大哲学家》
材料二：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孔子为重建古代文化所作的工作？
（2）儒家思想在汉宋两代出现哪些变化？
（3）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孔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如何？
材料一 汉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亟需象征性领袖的现实，使“天”与“君主”凸显了他们的绝对地位。知识阶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成型过程中不得不凸显君主的象征作用，一方面又恐惧再度出现秦代君主专制权力无限扩张，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局面。于是，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利更加无限的“天”。这样，知识阶层就能够又一次代天立言，拥有一些与政治抗衡、对君主制约的权利。
——摘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儒学的积极作用，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前弘扬儒学精髓的意义。
材料一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 通过三次大规模战争，汉武帝先后收复河南地、河西走廊及漠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汉朝长期以来的威胁。西汉加强边塞建设，构建了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与之相配合，朝廷组织屯田和徙民实边，“皆与犁牛”，调发数万人至西北挖渠饮水，兴修水利灌溉工程。还设置使者校尉等官职保护商旅往来和为过往使节提供食宿，由此架起了西北地区对内对外的桥梁。西汉经营西北的方针为以后历代政权开发边疆提供了基本模式。
——摘编自钟银梅《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原因及制度变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经略西北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