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在西北和岭南地区分别设陇西郡、南海郡等。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唐初，周边各少数民族如突厥、回纥、吐蕃、靺鞨，均迅速发展，唐先后平定各族，加强统治。唐朝的民族政策，有两条特别值得重视，一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曾被各民族尊称为“天可汗”。二是“胡汉平等”。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拥有鲜卑血统的李唐王朝，其国家主流文化是继承周秦汉的华夏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精华，构成唐文化的繁盛气象。

——摘编自陈望衡：《唐朝：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一页》

材料三   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并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材料一   下表是汉朝中央政府为经略边疆而设立的不同机构。

材料二   汉王朝在广阔的边疆地区以长城为主干，设置完善的由塞、障、亭、燧组成的瞭望、阔预警和防御为一体的边防体系，不仅可以及时掌握边疆地区的情况，也可以防御来犯之敌。对强大的匈奴先后采取了和亲、武力进攻、纳降、内徙、分化瓦解等政策；对西域诸国则是先后采取了频繁遣使者往来、武力征服、和亲、屯田、册封官爵等措施；对南方诸族则采取了郡县制和羁縻统治并行、“毋赋税”等政策。从边疆稳定、民族关系和睦的角度看，汉王朝的边疆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三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晚年总结统治经验时，曾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作为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向群臣宣扬。唐朝对包括西域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实行的宽容团结政策，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衷心拥护。唐朝沿袭汉朝的做法，对于归附的西域各国君长都加以册封，设置羁縻州即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唐朝皇室有少数民族血统，吸取历史经验，承继两汉和亲，通婚政策更为积极广泛，经常用之解决争端，改善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据史籍记载，唐朝嫁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和亲公主计15名。唐太宗时期还采取措施发展贸易通道，以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为核心的互市趋向兴旺。

——摘编自殷晴《汉唐民族西域政策述论》

材料一   西北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给中原王朝治理西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西北与京师长安的唇亡齿寒的关系，故历代中原王朝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而隋唐时期，浓厚的胡汉交融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弱化了“夷狄非我族类”的民族观念。……隋唐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最终在西北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如唐高祖在即位后第二年就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刑政疏于函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王红武《隋唐西北羁縻制研究》

材料二   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袭并大为拓展，《明史·土司传》记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抗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材料一   如图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形势图

材料二   清前期边疆治理的部分措施

材料一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融合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融合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融合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材料一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材料二   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唐朝政府与它们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唐蕃之间还数次会盟。南诏的13个王中有10人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

——摘编自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