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可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它标志着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摘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权力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控制体系。新中国初期的城市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应该说是成功的,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种较为成功的选择,它有效地实现了部分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在强大的基层组织体系的保障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江南地区市民社会萌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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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认为:“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
(1)依据上述材料概括张居正的经济主张,结合所学说明这些主张的意义。
![](https://img.xkw.com/dksih/QBM/2020/11/24/2600124100444160/2600398165852160/STEM/833a88eab89b4687a4fe2a44458f3260.png?resizew=356)
瓦特和斯蒂芬孙悄悄告诉人类一个秘密:14克左右的煤可以运载两吨煤行驶一英里,煤就这样自己运输着自己,驰过铁轨,漂过海洋,并雪中送炭般地给工业提供了动力。然而,自18世纪中期后,英国的一些城市逐渐失去了原先优美的自然环境,变成煤烟滚滚,烟雾弥漫的另一番景象。蒸汽机的推广使用,使工厂得以汇合集中起来,形成一些巨大黝黑的工业城市。
——(资料来源:舒小昀《工业革命:从生物能源向矿物能源的转变》)
(2)依据上述材料,说明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煤产量的变化及影响。
序号 | 时间 | 世界经济重大事件 |
1 | 1951年4月 | 法国等国在巴黎签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
2 | 1967年7月 | 欧洲共同体成立 |
3 | 1991年11月 |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
4 | 1993年11月 | 欧洲联盟成立 |
5 | 1999年11月 | 美国西雅图群众抗议贸易自由化政策 |
6 | 2001年6月 | 瑞典哥德堡群众反对欧洲联盟进一步推动经济自由化 |
7 | 2001年12月 |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8 | 2014年9月 | 韩国政府准备放开小米粮食市场,引发农民严重抗议 |
9 | 2015年12月 | 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 |
(3)从上述材料中任选三件大事,写出序号,提炼一个主题,并简要论述这一主题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材料一番薯种出海外吕宋(菲律宾)。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告诉)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碗确(土地坚硬瘠薄)之地遍行栽播。
——陈世元(陈振龙六世孙)《金薯传习录》(1776年)
材料二万历庚辰(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古越南)者,公(名陈益,广东东莞凤冈人)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壬午夏,乃抵家焉。……初,公至自安南也,以薯非等闲物,栽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酋,因名“番薯”云。……遗嘱岁祀以薯荐食,历代遵之。
——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风冈陈氏族谱》
材料三万历中,闽人(又)得之外国。……闽海而南有吕宋国,……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即番薯),被野连山而是……。中国人截取其蔓尺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吾闽十余年矣。
——何乔远(明)《闽书》卷150《南产志·番薯》(成书于1600年前后)
材料四篁村、河田(均属于广东东莞地区)甘薯,白、紫二薯,动连千倾,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
——屈大钧(明末清初)《广东新语》
材料五我到陈益家乡东莞虎门公社北栅大队调查访问,父老们纷纷讲述关于陈益引种番薯的种种传说,陈益的后裔说:直至解放初,每年祭祀或扫墓,必用红皮番薯为祭品,并写上“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字,这是祖宗遗制。
——华南农学院杨宝霖
(1)根据材料一、材料二,概括甘薯传入中国的两条路线。依据上述材料,这两条路线是否可信?说明你的理由。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绘制甘薯从原产地传入中国的路线示意图。简述甘薯传入中国的影响。
![](https://img.xkw.com/dksih/QBM/editorImg/2023/1/9/c2559fee-6a6f-43ac-ae04-f01391c31926.png?resizew=351)
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
明清时期,在宗法社会貌似坚硬的外壳之下,潜流暗动,社会风尚的变迁,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达欲的生活旨趣,虽然不足以立即改变总的道德秩序和社会面貌,但却持续不断地腐蚀和动摇着传统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正在冲破传统,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
礼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时期,宗族仍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调节机制。但是,宗法的约束效力逐步涣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冲击,社会伦理的背离倾向日趋明显。经研究者统计,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为普遍的家庭还是由父母和子女结合成的三角。明清妇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迹象,如在一些士绅家庭中,女子读书作文早已成为一种时尚,在中下层家庭中,妇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商人精神与社会风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传统价值取向的变迁,导致明代中后期社会出现了崇商的趋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在商业繁荣的背景下,以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发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发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信条愈显苍白无力,社会道德价值体系面临深刻的危机。有悖于正统道学的理欲观念,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张扬个性、满足精神和物质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也助长了准求声色犬马的享乐之风。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会生活的“因循”与“躁动”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2)分析明清社会生活“因循”与“躁动”并存的原因
材料一 “我们从伦敦著名的‘乌鸦窝’圣吉尔斯开始……这个聚集地年复一年的变大,住宅规划得很不好,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层的高房子,街道狭窄、弯曲……这些地方的肮脏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门口倒出来的污水就积存在臭水洼里。而住在这里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是工资最低的工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于1845年)
(1)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分析当时英国“城市病”产生的背景。
(2)回顾伦敦的城市治理,将字母填写至相应事件中。
A.10世纪末
B.17世纪初
C.19世纪30年代
D.20世纪40年代
①英国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生于。
②伦敦的城市治理是从获得了国王颁布的特许状后,大约是在。
③工业革命后期,英国于颁布法律确立近代自治市制度,伦敦并未纳入其中。
④英国最早的《济贫法》颁布于。
材料二 伦敦城市治理大事年表
时间 | 事件 |
1855年 | 伦敦市设立“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主管伦敦市公共工程。 |
1859年 |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向议会申请借贷以治理泰晤士河污水问题。 |
1863年 | 议会颁布《碱业法》,要求抑制工业生产中的有害气体。 |
1869年 |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开放了两个绿地公园,提供市民休闲场所。 |
1874年 | 民间社团“改造工业阶级住宅都市协会”建立了专用工人住房。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开始计划改造贫民窟。 |
1875年 | 议会颁布《公共卫生法》,设公共卫生局,对供水、排污、贫民窟清理进行监督。 |
1876年 | “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开辟新街道,缓解交通拥堵。 议会颁布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河流污染防治法》。 |
1888年 | 议会颁布《伦敦交通法案》,规定铁路公司必须提供工人低价的车票/通勤列车。 |
材料三 “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样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最坏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但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被消除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1892年)
(4)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伦敦城市治理带给你的启示。
材料一 1600—1800年世界十大城市的变迁(根据当时估算人口排序)
年份 | 世界十大城市 |
1600年 | 君士坦丁堡、北京、巴黎、东京、大阪、伦敦、杭州、京都、艾哈迈达巴德(印度)、伊斯法罕(伊朗) |
1700年 | 北京、伦敦、东京、君士坦丁堡、巴黎、广州、大阪、京都、杭州、那不勒斯 |
1800年 | 伦敦、纽约、巴黎、柏林、东京、芝加哥、维也纳、圣彼得堡、曼彻斯特、费城 |
——摘编自【美】钱德勒《三千年来的城市发展》等
材料二 1500—1900年欧洲的城市化率
国家或地区 | 城市化率 | ||||
1500年 | 1600年 | 1700年 | 1800年 | 1900年 | |
法国 | 4.2% | 5.9% | 9.2% | 8.8% | 25.9% |
德国 | 3.2% | 4.1% | 4.8% | 5.5% | 28.2% |
意大利 | 14.9% | 16.8% | 14.7% | 18.3% | 21.2% |
英格兰和威尔士 | 3.1% | 5.8% | 13.3% | 20.3% | 61.9% |
西班牙 | 6.1% | 11.4% | 9.0% | 11.1% | 26.8% |
全西欧 | 6.1% | 7.8% | 9.9% | 10.6% | 31.3% |
备注:数据为居民在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口占本国(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
——摘编自刘景华《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600—1800年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国城市所占席位最终减少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表中某一国家或地区,对其城市化率的情况进行分析。
材料—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的伦敦是最早出现近代贫民窟的城市之一。1851年, 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是全国制造业中心与主要贸易港口,吸引着全英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就 业人口。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 很低。当时英国市场经济并不稳定,许多工厂雇有大量的临时工与季节工。伦敦高昂的房租 和物价水平远超其他城市。政府中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竞争能解决所有问题,这导致政府更愿意将住房问题交给市场去处理。于是,大量非熟练工、临时工、季节工与失业群体只好搬进过度拥挤、卫生状况恶劣但租金相对较低的居民区生存,而这些居民区也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增长逐渐成了贫民窟。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地狭人稠的城市国家。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拥有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两大体系,其中,以“组屋”为代表的保障性住房始终占据主体地位,而商品房占比在20 世纪90年代一度降至不足1%。早在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便大规模兴建公共住房。1966年颁布的《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这保证了大规模建设公共住房所需的土地。组屋售价由政府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而不是成本决定,建设组屋的亏损由财政补贴。政府还限制居民购买组屋次数,更不允许以投资为目的买房。
——摘编自郭伟伟《“居者有其屋”——独具特色的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及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19世纪伦敦贫民窟形成的历史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加坡“组屋”建设的特点。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变化历程对你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