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综合汇录有关法国历史、地理、生产、风土人情等一般常识，其中对法国人特点的描述，曾长期影响人们对法国的看法。魏源引《万国地理全图集》说：“其女巧言如簧，甚悦人意，但不甚守礼。其民轻诺寡信，豪兴喜武。”“国家崇儒，有才能者速官之。”“繁术院，内居各艺师及诸项文艺，传其徒，凡学兵法、开河道及造物之术，种种过人。”“佛兰西语音众儒所学，其书亦所共读，列国大臣皆用以会议而办外国之事。”魏源最后评论法国人来华的目的说：“其航海而东来也，意在耀声名，不专于权子母。国势既殊，用意迥别，其情势可揣而知也。”

——摘自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

材料   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抗战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方面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策源地，而且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重心也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于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只要广东精神不死，不但广东前途乐观，就是中国前途也大有把握。

——摘编自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广东与中国》（1939年1月）

清朝关于派遣常驻使节的历次讨论

——摘自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材料   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出，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其击之”。这一方略出台后引起了重要反响。

1907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认为“其所谓民族者，亦为广义上之文化民族，而非狭义之血统民族”。杨度认为满族由于接受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同年8月，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文，旨在反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他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翁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清朝统治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1906年末，宪政考察大臣端方在出洋归国后向清廷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其中谈到了革命党人：“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此种族革命之说，所以得乘间而入也。”端方建议清政府“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此后，清廷吸取端方、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在前期放开满汉通婚的基础上改革官制，取消各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制度，原仅用八旗的职位也可用汉人。但在裁撤驻防（京）八旗的问题上，清廷内部产生了争议，最终决定逐步裁撤京外驻防八旗，取消旗人特权，但保留驻京八旗。但在取消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后，各部尚书中仍是满人居多，京外驻防八旗的裁撤也进度缓慢。

——摘编自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