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中没有给刘邦特殊待遇，同所有的传文一样，都是一卷记之。从开篇至始皇帝东游以压东南天子之气一段，司马迁直呼高祖为“刘季”，亦即白话的刘三，到刘邦起事于沛后，方称其为“沛公”。《高祖本纪》的最后，太史公的论赞由夏、商、周政之长短病敝始，提出了自己“三王之道苦循环，终而宴始”的历史观点，进而找到了汉之所以灭秦而兴的原因，亦即秦政不改周之文敝，“反酷刑法”，而汉能承敝易变，废苛法，与民休养生息。
——资摘编自《史记》等
材料二 《汉书》用了上下两卷的篇幅记述高祖刘邦，书中称刘邦为“沛公”或“高祖”。在《汉书》中，多有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乃至天象更为详尽的记述。如项梁死后，《汉书》便比《史记》多了“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一句。刘邦兵败于项羽，《汉书》又比《史记》多了句“秋七月，有星孛（异星）于大角”，诸如此类全篇不下二十余处。在赞论部分，班固先是追证刘氏的谱系封国，得出“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这样无关宏旨的谱系结论，进而又推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的结论。
——摘编自《汉书》等
(1)概括《史记》《汉书》对刘邦记载的不同之处。(2)指出《汉书》对刘邦的记载不同于《史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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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太史公曰：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微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微贵，贵之微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材料二 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的本性， 交换倾向出于自利的动机，并且引发了分工。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每个人都不断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当然，他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但是，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且必然会使他青睐最利于社会的用途。这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据亚当·斯密《国富论》
（1）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和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两人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历史价值。
材料一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国及各诸侯国二百余年的历史，内容以诸侯、大夫的政治、军事活动为主。
《史记》成书于西汉，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古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 《史记》体例 | 篇目举例 |
| 本纪（帝王活动及重大事件） | 高祖（刘邦）本纪 |
| 表（大事年表、世系表等） |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汉武帝时封侯的诸侯王子弟）年表 |
| 书（重要制度变迁） | 河渠（水利工程）书、平准（工商业）书 |
| 世家（诸侯等有重大影响人物的事迹） | 楚元王（汉高祖之弟，封地为楚国）世家、陈丞相世家 |
| 列传（各阶层重要人物、周边政权的历史） | 吴王濞列传、儒林（重要儒家学者）列传、司马相如列传、货殖（商人）列传、匈奴列传、大宛（在今中亚地区）列传 |
材料二 在欧洲，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自然界的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适用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应该以回忆录、日记、外交报告等原始文献为材料，通过科学的解释方法，寻求人类社会进步的规律。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引起欧洲史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很多史学家批判拿破仑对各国的侵略，认为历史是体现民族特性的标志。各国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编纂各自的国家通史。普鲁士的《民族历史评论》发刊词说，历史“比任何学科都有助于全体德国人民的统一”。
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仍然是社会上层，但包括工人在内的社会下层的历史也逐渐受到关注。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思格斯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材料三 “历史有什么用呢？”面对孩子的疑问，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撰写了一部史学专著来回答这一问题。
(1)比较《史记》与《春秋》的不同之处。从“篇目举例”中任选两则，分别简述其反映的西汉社会状况。
(2)阅读材料二，概括19世纪欧洲历史学发展的特点。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些特点进行分析。
(3)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谈谈历史对你有什么用。要：从“能力或方法”“价值观”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观点正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