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的是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城的10名青年人，在瘟疫隔离期间为了排遣恐惧而讲述了100个故事。许多故事都抨击天主教会和宗教神学，着力揭露他们的虚伪和奸诈。在这些故事中，僧侣们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十足的伪君子，其根源出自教规的虚伪和反人性。《十日谈》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认为爱情是崇高的、合乎人性的，人有权享受爱情和现世的幸福。薄伽丘对教会的批判，表达了城市平民阶层对神权的不满。“三言二拍”是明代优秀的短篇小说集。与前代文学作品相比，“三言”中的商人，多数已不是为富不仁之辈，而是一些善良、纯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二拍”中的一些作品则注重描写商人的逐利，更直接地接触到了商业活动的本质。“三言二拍”中将商人小贩、工匠等作为小说的主角，成为当时的一种新现象。

——根据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整理

材料一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16世纪时，伊比利亚国家在欧洲的海外事业中遥遥领先，从东方的香料贸易和美洲的银矿、大庄园和种植园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是，到这一世纪末，它们却从其各自的领先地位急速倒退，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大批金银财宝源源流入国内，引起了急速的通货膨胀，西班牙的物价大致上涨为北欧物价的两倍。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人文主义的伟大思想光辉和永恒艺术魅力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因为文艺复兴期间人文主义者的启发，欧洲随之而来的是商业革命，宗教改革，政治革命，并且开创了一个理性的时代，世界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思想，为近代科学的兴起莫定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后出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伽利略自制望远镜观察天体等。

——摘编自【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材料一   当代英国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代表的思想肯定人性与人的价值，发展人的个性，保护人的尊严。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伊拉斯谟反对中世纪僵化保守的经院神学，因为在这种神学的视角下，个人只是神的附属品。同时，伊拉斯谟也反对将人划分为与其他动物等同的科学研究对象，因为在这种科学观的视角下，人和动物一样是试验品。

——《伊拉斯谟：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

材料二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以学术争论的方式在维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论纲认为：告解圣事的中心是悔改，而不是向神父认罪；肉身的苦修和禁欲，若无内心的忏悔便毫无用处；靠积累功德赎罪也无益，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于赦罪。

——《基督时报》

材料三   欧洲的启蒙时代，是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他们是封建制度的批判者，是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者……他们的著作的确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热爱思考和正义的人们。

——摘编自《马克思选集》

材料一   孔子具有“仁、礼、孝”等品质，因为他相信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才能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孔子认为，只有在道德高尚的人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才有恢复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希望。

材料二   在管理中汉武帝仍然依靠法家学派的关于政府原则的学说，但他又通过把儒家思想作为帝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确保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长期存在。

材料三   宋朝新儒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哲学家朱熹。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朱子家训》，其中对婚礼、葬礼、敬奉祖先以及其他一些家庭礼仪都做了详尽规定。作为一个优秀的儒家学者，朱熹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个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更大的社会里都应当发挥其正当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勒格《新全球史》

材料一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引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明代中期，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大约从嘉庆朝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新的市民阶层逐步扩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想的挑战；随着民间的书院，讲会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前所未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中西文化也开始发生交流与碰撞。如此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在这一时期涌现。早期启蒙思潮是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材料一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儒家，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法家，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先秦诸子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材料三   

材料四   韩愈痛感于儒学的衰弱，著《原道》一文。一方面竭力排佛，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学说中糅进了不少佛学的成果。

——ト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隋唐五代两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