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10年，法国塞纳河爆发特大洪水，巴黎城市议会召开紧急会议，经投票通过了救援的具体事项。政府调集了军方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船只用于首都救援。救灾的相关报道登上了第二天法国各大报纸的头版，民众都在传播政府对巴黎进行救援的言论。同时，法国的民间团体组织了大量的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参与救灾，缓解了法国政府救援的压力。洪水消退后，巴黎市政厅组织了专业人员对本次洪水进行评估，针对洪水期间市政建设暴露出的缺点，政府对其进行了改进。

－摘编自滕子辰《1910年塞纳河洪水与巴黎市政建设》

材料二   1939年，百年不遇的洪灾侵袭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召开救灾会议，决定由日军统制救灾事务。期间日军封锁租界，坐视逃难队伍，漠然无动于衷，并以安置难民的名义，将部分灾民强制输送至伪满洲国，实为防止灾民流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利用日伪舆论喉舌大肆渲染其救灾活动，塑造日伪政权“亲民”“仁政”的假象。民间慈善组织因受到日军严密监视，加之战时经济困难，致使其在救灾中的作用有限。

——摘编自冯成杰《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的救灾与防疫—-—以1939年天津洪灾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三   1939年华北爆发的罕见大水灾，给华北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面对破坏力极大的水灾，根据地政府采取互帮互助、减免税赋、紧缩财政开支、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参与救灾等措施。相当数量的沦陷区灾民经根据地的安置，前往豫西、皖北等处，垫垦工作，免于日军欺诱。

——摘编自郑帅《1930年后期华北根据地水灾治理与动员》

材料一   中世纪时，教会在许多地方建立各类医院、孤寡收客所、盲人院等,其出发点是为了体现上帝慈爱和救赎自己的罪恶。到17世纪,洛克指出:"人民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资本积累初期，农民大量流离失所，为了缓和激烈的社会冲突，英国社会上层存在着一种采取某种户外救济的措施和惩治懒惰的混合着的愿望。到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获得议会通过。19世纪最后三十年.英国经济持续衰落，关于贫困原因也从分析“道德”方面的原因转向“经济”方面原因。1890-1895年新自由主义更多认为,社会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个人来解决，应该依靠国家干预，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

——摘编自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不仅承担了生产生育的功能，而且具有抚养教育、赡养等功能。郑观应指出:中国富翁只想将财产留给子孙，这种保障模式，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根由所在。薛福成说:“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可分其余润必养我贫民”。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公养”（婴儿出生后，由公立的福利机构抚养）“公教”（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公恤"（残、老、病、死时提供社会福利）的“大同社会”。传统观念中，政府将社会救济视为皇帝对子民的怜悯、恩赐，到清末民初，思想界已认识到，“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责任”。

——摘编自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

材料三   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全西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奋斗目标，更好体现社会会书正义，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这是社会保障体系自身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契合。

——摘编自李东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

材料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官办医院用于贫病救治的例子。秦汉时期，由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的医事管理制度建立起来，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和救助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汉书》中记载汉武帝刘彻曾设置收容和救治病人的专门机构。据《南齐书》记载，“子良于贫病不能立者，在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南北朝时，魏世宗不仅建设医馆救治京城内外患者，还召集名医编撰医书，发布乡邑，普及医学知识。唐朝沿用了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太医署”，作为医学教育机构，并在地方郡县建立分支机构，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医学知识，救助基层贫病者的作用。

自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改变了统治者的慈善救助观念，并由此建立了“悲田养病坊”这种医疗救助机构及相应的管理制度。该机构在南北朝时期是寺庙僧人将社会、个人捐赠的田地捐出部分作为“悲田”，用于免费救助贫病人群的，到唐朝时期逐步演变成官方筹办的常设慈善医疗救助机构，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

——摘编自陈文贤、李宁秀、任晓辉《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济贫与医疗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