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商业经营主体除了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观念广泛流行开来。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

——摘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

材料二   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减弱，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是从明代中叶开始一直到清代摊丁入地的一系列赋役制度的变革。力役折银和匠班制的废除以及最终的摊丁入地，使农民逐渐摆脱了官府的人身控制；赋税折银则使农业生产与田赋脱钩，有利于小农的自主经营。这一赋役制度的变革为各家各户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解除了枷锁，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与流通相关的政策变化，如：漕运制度中的允许漕船带货到雇商船海运到最终废除漕运；从明代的禁海到清初的开海；从乾隆二十二年的“独口通商”到鸦片战争后的开口通商等。这一系列的变化，为市场网络与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提供了条件。

——摘自许檀《关于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再思考》

材料一   由御街南往，过州桥，两边多饮食店；出朱雀门东壁，多为妓馆；东去东角楼，“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东区，有瓦子；东十字大街为“鬼市子”，“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

材料二   《苏州风俗考》记载明代苏州纺织业情况是“郡城之东，皆习机业，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机户），计日受值。……若机户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

材料三   明代中叶以后，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帮中，徽商活动范围极广，“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徽，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然后就有同治初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 动(即洋务运动) 。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地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

材料二   甲午以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制，变法运动无疑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

材料三   等到自强、变法……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方案，即三民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 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材料四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 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