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莆田人郑露，已“卜居南山，与群从、庄淑构书堂于其间”。唐宋以来，官僚和富户重金礼聘名儒而开设的家塾，宗族村社依托“祀田”收入兴办的族学社学，都是福建幼儿接受启蒙教育的常见渠道，而官方建立的举子仓也在保育之外兼施蒙学。朱熹《童蒙须知》、真德秀《家塾常仪》、陈淳《启蒙初诵》等蒙学教材，内容涉猎广泛，语言通俗易懂，注重以儒家伦理规范童蒙的视听言动。这些蒙学教材读物的大量刻印，离不开闽北建阳和闽西四堡这两个享誉全国的出版重镇。除了朱熹等理学大家之外，已有功名的进士举人，以及应试落选的老生寒儒，也构成了福建蒙学教育的师资来源。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教会“注重儿童事业而视为布道之良机”，创建规模不等的幼儿师范养成学校，尝试在厦门、福州等通商口岸创办幼稚园。在陈嘉庚等开明士绅的努力下，近代幼儿园引入蒙台梭利教育思想，户外配备滑梯、翘板、浪船等器具，室内摆放沙盘和积木箱等，强化儿童的感官训练，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福建省教育厅一方面鼓励师范学校、高级中学等增设附设幼稚师范科，实施幼稚园教员的登记及检定办法，另一方面全面取消教会幼稚园的宗教课程，完善了对公立、私立、教会幼稚园的行政管理，并在《福建教育》等期刊设立“幼儿教育”专辑，持续推进幼儿教育的本土探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朱波《福建近代幼儿教育发展研究》

材料一

——摘自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

材料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书院，作为教育机构中重要的一环，培养了许多人才。由于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讲求相互辩论，一些名儒往往在书院就各种学术问题展开讨论，这对宋代学术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书院对学生入学不做限制，一些贫困学生甚至可以寄读，这有利于教育的普及。从中央到地方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宋朝各类学校众多，管理规范，既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摘编自游彪《宋史文治昌盛武功弱势》

材料一   

材料二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史料一   北宋以来，在“附庸风雅”的贵族文化之外，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根植于熙熙攘攘的商业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的市民文化，在不断崛起。

史料二   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朱熹认为，虽然自我拥有道德自主，但自我之上还有天理，天理限制了个人自由。王阳明提出，心即世界，成圣由己，虽然良知之上还有天理，但每个人具有良知的自我选择能力。

材料二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积极塑造“新国民”。“新国民”以“公德”为核心，具备自由和权利的意识，从家族和君臣关系中解放出来，直接隶属于现代民族国家。“新国民”与“新国家”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相当接近儒家的集体主义文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许纪霖《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之历史转型》

材料一   晚明诸老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皆抱一种彻底革新之主张；而其立论根源，皆能从民权方面着想。尤其是梨洲、亭林两家，他们均有极详明方案。大抵梨洲注重提高相权与清议之地位。其理想中相权与清议之实用，大体有似近代西方之责任内阁与国会。梨洲谓自秦以下国家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故主以最高行政职权操诸宰相，而“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而公是非存于学校。此等议论，皆从政治组织之最高机构上立论。而亭林则注重下层机构，尤行着眼于县行政与地方自治。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材料二   尽管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延续，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垮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整个国民政府时期都是独裁专制体制。

——袁伟时《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材料一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前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从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对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肯定了君主专制统治存在的合理性，他曾论述道：“当天下之散乱，以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士卒罢弊，死于甲兵，老弱骚动，不得治产业，以天下之无天子也。”并认为“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因而，国家的兴衰存亡、长治久安，就系于君王一身，正所谓“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否耳”“天下之治在陛下”。

——摘编自梁安和《贾谊论君吏士民》

材料二   唐甄（1630—1704年），清初进步思想家，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亦人也”，讽刺说：“人君之尊，其犹土神乎？”“虽为君主，一匹夫耳。”甚至认为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所谓“君”也只是一个独夫而已。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唐甄把它比作毒害人民的药石，提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的学说。

——摘编自赵宗正《唐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

材料一　汉初郡国并行，诸侯王国地位在中央政府管辖的郡之上。随着诸侯王势力膨胀，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时，采纳晁错强硬削藩的建议，先后以各种罪名削去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部分封地，并下诏削夺吴王刘濞的会稽、豫章郡，结果引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叛乱后，景帝吸取汉初王国制度的教训，趁机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诸侯王国势力的变革措施。首先，确立以郡为国的原则，新建王国不再跨郡，远不如旧王国强大。后来，景帝又下诏，“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免除诸侯王的行政权力；“天子为置吏”，彻底堵住各诸侯王从前通过任用官吏培植私党的途径；同时削减王国官吏，使他们的规模、仪制无法与朝廷抗衡。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

——改编自林剑鸣《秦汉史》等

材料二 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河间献王好儒学，从民间收集经过秦火保留下来的《尚书》《礼记》等古文先秦旧书，经考辨将正本献给朝廷。《汉书》评价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作注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摘编自《汉书》等

材料一   元朔五年，武帝令各地诸侯王在封地之内分封弟子，由中央政府给予名号，划分全国为十三州，直接代表皇帝监察高官乃至诸侯王，采用逐步将外廷权力转移至内廷的方法，一切文书、奏章、政令一概由内廷官吏执掌。设置太学，学生学业完毕后，即派往各政府机构任事。在全国各地设盐官38处，铁官48处，均统归大司农管辖，直属中央政府。

——摘编自林永光《试论汉武帝的治国为政之道》

材料二   唐朝边疆地区有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地方政权。唐朝政府与它们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贞观十四年（640年），文成公主入藏；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唐蕃之间还数次会盟。南诏的13个王中有10人经唐朝加封，南诏王曾多次遣子弟入唐学习。唐朝的边疆管理机构主要是大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都督府都督、羁縻州刺史由各民族首领担任，由大都护府直接管辖，上统于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