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汉农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小农的生产条件对社会依赖程度增加，他们为提高生产率，购置铁农具和大型牲畜等，不得不仰求于市场……农民当时虽属自给性生产，但在农副业及家庭纺织等方面，仍有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的增长，使他们交换能力扩大……农村涌现出了一批工商业者，如当时有专门的铁匠、“贩盐”者、“屠狗”者、“开酒家”者等等，这各色人物的经营范围，有助于丰富农村市场的商品内容……小农追求富裕的思想，也具有为价值而生产的支配意识，在“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黄今言《秦汉商品市场的层次结构与发育状况》

材料二   至两宋时，国家建立了渐趋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提供了国家维持庞大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以朝廷雄富，犹言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均需”。“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唐宋以来，商业镇市的崛起和繁荣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者，则为镇。”官府积极促进镇市的设置。“州县官凡有所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三   资本家们对利率为 8%—10%企业没有丝毫热情。因为这种利率远不如每年可以赚取20%—50%利率的传统投资(农业信贷、钱庄、典当铺、土地)。国家不是按照本应去做的那样保护其新生工业，而是根据一种古老的本能反应去非常沉重地打击最有活力的企业。社会的成功在那里首先是获得权力和官位。政治功能凌驾于其他一切的特性以及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经历，解释了这些传统的行为。模仿西方议会制的做法，后果也显得没有意义了。这绝不是因为中国对自由民主的不“成熟”，而是因为这种借鉴制度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

——谢和耐《中国社会史》

材料一   唐末市籍制逐渐破坏，工商业者取得了更大的自由。中国的行会约始于唐，当时在市中按行业组织成行，有行头管理，负责向政府纳税。行头代表本行利益，有事与官府交涉。工商业者要按行向官府供应百货，官府上下勒索，各行苦不堪言。宋代的行会也是一种垄断性的组织，如不是本行中人，即不得在当地营业。为了防止本行内部的竞争，行会评定物价，规定了行户不得离开这一规定而“违众独减”。各行对自己的产品质量也有要求，如所做的产品不合规定，便被拒绝投行。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率先成立商会。1912年，全国性商会组织成立。商会是所在地区的不同籍贯、不同行业的商人组成的新式商办团体。20世纪初，上海商务总会倡导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多地商会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商会还积极参加了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领导商人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近代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其影响力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摘编自伍继延《从“商帮”到“商会”》

材料   唐朝前期留居长安的“胡客”“胡商”达4000人之多，其中很多人为唐朝立有战功，他们地位优越，以至置田地、营第宅，娶妻纳妾。同时，当时寓居广州的“蕃客”更达20万人之多。这些外国人开始有许多是与汉人杂居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渐相聚在一起，从而形成“蕃坊”。对于蕃客聚居的“蕃坊”，唐政府专设蕃长或都蕃长领之。唐前期对华夷杂处、婚嫁为亲、蕃商购置田宅，总体是比较宽松的。据记载，当时广州出现了“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市肆美利皆归之”的现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即同一国家或种族的人之间自相犯者，依其本国（或本族）的习俗、法律处理，由蕃长裁判执行；不同国家或种族的人相犯，则以唐朝的法律处理。随着纠纷日渐增多，唐中期后逐渐加强了对外国侨民的管理，特别是对沿海“蕃商”的管理。

——整理自邱树森《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