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在历史上既是粮食大国，又是“饥荒之国”。历代统治者都把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存粮备荒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即使如此，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由于古代农业生产水平的限制，粮食安全只能停留在维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层次。宋元至明清时期，虽然粮食亩产量明显增加，但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粮食需求剧增。历代统治者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时，都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往往忽视了粮食自由贸易对粮食安全的作用。即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大量土地和粮食掌握在官僚、士绅、地主手中，普通农民在缴纳政府各种赋税后，面临饥荒的风险更大，加之社会救济体系的不完善，粮食安全的水平也大大降低。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棉花自宋代传入中国后，因其满足人们盖被之需的重要作用而为历代统治者所督导推广，到明代棉作已遍及全国各区。……到了清代中叶，人口急剧增长的巨大压力一方面推动棉花种植继续向更广大区域分散，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推动各种农作物首先是粮食和棉花向着各自适宜的地区集中。……手工棉纺织业也从发达的江南而几乎“广布到全国的每个州县去了”，呈现出时人所称的“棉花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的景象。

——摘引自《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

材料一 张居正（-1582）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原先按户征派的力役和其他各种名目的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计亩征银”；官府用取代力役的丁银雇人服役；取消里甲征收的环节，统一由官府收解。

材料二 “白银时代”为何会最终奠定于明代前中期，内在的驱动机制到底为何？总结来说，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不外乎以下几点：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产出的手工制品大量出口导致中国出现大量顺差；明代历时漫长的赋役财政改革的结果是贡赋体制日益嵌入白银的运作，规模渐趋庞大，形成了贡赋纳银运作体制；明初政府发行的宝钞由于是不兑换纸币，发行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其贬值急速，迅速走向崩解。

——摘编自邱永志《元明变迁与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体制促因》

材料一   1369—1487年徽州427件土地买卖契约使用宝钞、谷物、绢布、白银情况

——据万明《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整理

材料二   建文三年侯官县江十郎卖山契

侯官县二十四都住人江十郎，承祖有山数号，坐落二十五都，土名……今录出东西南北四至明白。今且因为年老，日食缺乏用度，遂将上项铺后等山出卖。今托得本里王文禄，引到本都方彦诚前来出头就买，三面与买主引进人议定，情愿将上项山定价宝钞捌百贯文，其买价钱钞就时交讫，别无留寄。所卖山段系自己物业，与房分伯叔兄弟侄无干涉，亦不曾重张典挂外人财物。如有此情，别路良业赔，罚银壹拾陆两抵还买主无词。

建文叁年玖月日

立卖契人江十郎（花押）

中人王文禄（花押）代书人池九才（花押）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

材料三   日前发现的契约文书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价值大等特点，是中国历史变迁最生动的载体，它们就像一个个的点，是古人经济交易活动最真实的写照。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认为：只要接触过明清时期民间文书史料集的人都会认为，当时的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或日常的社会关系都是依靠这些相互性“契”或“约”来支撑的。就契约文书的内容与格式而言，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又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从此出发可以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有更为深层的理解。

——摘编自仲伟民等《契约文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材料一   首先，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1934至1936年分别为213、237、259亿元。其次，规模较大的钢铁、机器、电工器材等厂大都设在湖南，其余金属矿、煤矿、电厂多选择川、陕等内地省份。最后，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致力于资本需要量大、资金周转慢、盈利少、风险大，而为一般民族资本家所不愿问津的重工业及国防工业。这些努力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浙赣线在军运及沦陷区各路机车车辆之撤退，工商物资之疏散，难民之迁移后方等抗日事宜，俱尽最大之努力。

——摘编自刘大钧《国民所得》

材料二   重商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于封建制度瓦解和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16世纪，随着王权的扩张，封建国家开支增加，作为力量弱小的商业资产阶级希望国家对工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给予支持和保护，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欧得到发展。早期重商主义强调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实行国家主导的间接宏观调控的政策，主张鼓励本国产品出口，缩减外国货物进口，主张国家垄断对外贸易。重商主义学说开始是作为“国家政策”形成的，而后才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从而形成了重商主义理论体系。

——摘编自黄光耀《论17世纪英国重商主义殖民思想的发展》

史料一   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初步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发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热衷于兴办新式学堂（创办了南通大学），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对社会教育也比较重视，1905年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盲哑学校等。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舞台上除演员别无闲杂人员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到移风易俗作用。

——摘编自《中国近代工商人物志》

史料二   就今日而言，建设工业，实为要图，即以纺织一业而论，吾国人口四万万，只有纱绽（应为“锭”）二百万枚，较诸欧美各国人口与纱绽之比例，我国现有之纱绽，实不能供国民之需求；惟其如此，是以他国在吾国设厂，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给他人，痛心之事，无逾于此。

——荣宗敬《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