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都重视职业教育，统治者集中国家力量，总结推广来自民间的发明创造和职业教育经验。如汉武帝为了推行代田法，命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三老、力田、乡民到京师培训，学成结业后负责教民。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几乎涉及国计民生各个方面，天文历算、冶炼铸造、纺织造器、农医兵器等无所不有。教材也相对完备，如历代的天文志、《算经十书》、著名的农书以及《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医经药典，都由朝廷组织人力编订校刊，诏令颁行，代代承传。从“六艺”之教为发端的官学教育到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从畴人之学到宦学，从劝课农桑的社会教化到官府作坊艺徒制的建立，从民间的世袭相传到师徒相传，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形式的多样化非其他国家能比。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如在医学教育中，自秦汉到宋元一直使用的极富创造性的案例教学比西方早近两千年。

——摘编自徐东、张继华、郭道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二   12世纪，英国的行会组织开始组织和监督行会内部徒工的职业训练，即学徒制职业教育制度的起源。中世纪行会的劳工组织通常由徒弟、工匠和师傅组成。一个师傅一般只能带一个徒弟，徒弟既是学习者，又是师傅的雇工。15世纪中叶起，行会逐渐崩溃，学徒制也随之进入无序状态。1567年英国采取国家监督学徒制的政策，颁布《工匠徒弟法》，对学徒的年限、资格、数量以及师傅资格等作了统一规定。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促进了济贫性质职业教育的兴起，一种专门为贫苦儿童实施的、带有济贫性质的职业教育，即“产业学校”和“劳作学校”在英国诞生。产业学校是为了减轻济贫区的负担而建立的一种贫苦儿童教育机构，主要开设纺织、裁缝等手工课程；劳作学校是一种慈善教育机构，只招收享受济贫救济父母的3～14岁儿童，主要开设纺织、编织以及毛织品制作等课程。这种学校一般附设于羊毛工厂，成为工厂的一种劳动部门，儿童则成了工厂的重要劳力。

——摘编自谢勇旗《工业革命前后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材料 重庆工业博物馆在重钢原型钢厂部分工业遗存的基础上建成，由主展馆、主题馆、企业馆、工业遗址公园等组成。主展馆通过序厅、开埠——工业星火厅、抗战——工业大后方厅、三线——工业基地厅、改革——工业转型厅、未来——新兴工业厅六大展厅，全面展示了重庆工业120多年来的风雨历程。下面是主展馆展出的历史文物及图片展览。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材料一   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此外，他们还从海洋经济的角度提议海洋开发。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   西方所谓的“海权”理论源自早期殖民扩张，实质上是海上争霸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明代“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到新时代海防，体现了一脉相承的传统话语体系特质。当然，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海防力量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海防力量在维护国家海防安全时承担着其他军兵种所不能承担的相应任务。

——摘编自高新生《试论新时代海防观及现代海防建设》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