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出发来论仁，认为天是万物的本源，天生人并养育人，而上天要治理宇宙万物，就不能靠刑罚，而是主要靠仁德，因此宇宙万物才如此有秩序，所以天是具有仁义精神的。他在强调“仁者爱人”的基础上，提出仁爱的对象不能是“我”、自己，而必须是他人，并由此推衍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

——摘编自孟维《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二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了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不仅理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是对先秦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人合一的继承中，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摘编自魏义霞《朱熹对仁的诠释》

材料三   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藏书卷》

材料一   两汉时期，在国家大典的祭祀活动中，行使主祭权的只能是皇帝本人。地方上郡国县邑的君长只能祭祀自己行政区域内的法定神祇，事关国家主权象征的“公社”、郡国庙，主祭权也归属皇帝，地方长官只能以侍祠的身份祭祀。汉初诸帝设郡国庙，皇帝拥有把个人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祭事是汉官吏比较重要的职责。汉代皇帝重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教化，宣扬以“孝”治天下，并进行赐爵、复除与大赦等祭祀封赏措施，加强皇帝与臣民的恩义关系。

——摘编自王柏中《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

材料二   北京祭坛处于中国古代祭坛文化集大成的地位。清帝均重视礼制建设，都表现出对祭祀活动的无比虔诚。在不同的祭祀中，用不同等级的敬神礼仪和乐舞来表示他们对诸神的崇敬。这些祭祀中，天的地位是最高的，对地神的祭祀是仅次于祭天仪典的祭祀。土地、五谷组成的社稷就代表了生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命脉所在。而祭祀礼仪、乐舞构成的中国特有的敬神文化，反映出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敬畏，渴望天人和谐的精神。这些祭祀仪程冗长、礼仪繁缉，耗费人力、物力，充分地衬托出皇帝众神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威严，显示祭祀活动的严肃性，创造神秘的祭祀氛围。

——摘编自姚安《清代北京祭坛建筑与祭祀研究》

材料一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有其独特的历史内涵，就其经济本质而言，它所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帝王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君主利益绝对高于人民利益这一根本的社会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的等级名分关系，即所谓的“忠”。同时在《汉书》中，古人又提出了“爱国如家”的观点。到了明清时期，顾炎武将古代中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上。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面对统治者的腐朽没落和破碎的山河，面对外来侵略势力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古代爱国主义者不惜以身家性命报效国家，来获取个人的功名利禄。

——摘编自顾杰善《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河北学刊》2005年第4期《梁启超的爱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