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冯道（882~954），“少纯厚，好学能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皆居高官显爵，自号“长乐老”。其自诩：“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非人之谋，是天之祐。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

——据《长乐老自叙》等

材料二   史臣曰：（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冯）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

——《旧五代史》

材料三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

——《新五代史》

材料一   16至18世纪初，英格兰地区的市镇多达700个。由于乡村工业化的扩展，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兴起了一批工业集镇，它们一般出现在集市或港口所在地，水流充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或是矿产资源地区。有些小市镇还成为商业中心，如萨默塞特郡东部的布鲁顿镇和温坎顿镇，负责向四周从事毛纺织业的近七千农村人口提供从外地运进的粮食；1644至1650年，兰开夏鲁齐代尔镇鲁笛家庭从该镇发往伦敦的呢绒共计5119匹，又从伦敦和其他市调进大批羊毛。这些小市镇中粮食市场有96个，纺织原料及产品的专市有50多个。

——摘编自杨杰《英国小市镇与乡村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材料二   明清时代是江南市镇的发展繁荣时期。各地市镇的大小规模不一、仅常熟一地就有大小八十个市镇。绝大多数市镇都在河道畅通的地方夹河为市，市场都在河道两边与跨河桥畔。市镇发展较快的松江、嘉定、太仓一带，是棉花的产地，棉纺织业发达，如嘉定县“居民以花布为生，男耕女织冬夏无间，昼夜兼营”。大量的布匹成为市镇交易的重要商品。而苏州、湖州的一些市镇则与丝织业发生密切联系，如南浔是湖丝的著名产地，吴江的盛泽、黄溪都以丝织品著称。

——摘编自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

材料一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是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等

材料二   王阳明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突出人的主体地位的倾向，但是就其对人的规定以及对社会生活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又都远远不及欧洲同时期宗教改革运动。

——摘编自黎玉琴《王阳明关于“人的发现”及其比较》

材料三   16世纪初，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神学辩论《九十五条论纲》中，马丁·路德确切提出“因信称义”的思想框架，他认为赎罪的核心并不是向神父认罪，而是教徒本身进行思想的悔过和行为的悔改。只有通过内心的忏悔，才能得到内心的救赎。“因信称义”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基石，并成为后几代宗教改革家们手中鲜明的信念旗帜，它强调个人的独立思维作用和自我反省能力，个人的存在和思考不需要依附于包含教会在内的任何世间的组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进一步拓展了人的思想独立性和自我纠错与控制能力，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作用，而非依附于任何宗教组织的附属品。

——摘编自黄艳《从宗教改革看西方世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一   定庵（龚自珍）子孝拱……晚号半伦……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与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而归。

——摘编自《清朝野史大观》第四册

材料二   恭亲王奕訢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提到英法两国的夷人“于（1860年）八月二十二日窜拢园庭，肆行焚掠”，嗣后，“因夷兵退出，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劫”。

内务府总管明善给咸丰帝的奏折中非常明确地说，“初次夷人进馆焚烧，尚无土匪。自二十三日以后，时有土匪进园，后被获正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

材料三   英人闯入圆明园，文丰（圆明园总管大臣）投水殉难。圆明园技勇太监任亮遇敌接仗，殉难身故。

——《清史稿》

材料四   只要是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取义的人，无论是多么不起眼的人物，他们的名字，一个又一个，总会有人知道，总会有人记得。

——历史学者戴震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材料一   辩论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起，新兴的士阶层面对社会的变革，针对现实的问题或虚幻的理想，经常通过彼此之间的辩论，表明自己的立场，阐发自己治国安邦的良策。其中，儒家的观点是：辩论不能是无原则的狡辩，而必须坚持道德的原则。荀子在其《正名》篇中提出了“以公心辩”的辩论原则。“公心”是指能够适用于社会并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法则，即儒家所强调的礼义道德原则，对真理的追求。名家则普遍认为，他们之所以重视名辨分析，关键是要探索理解宇宙人生，匡正时世的新的道路，也是在探索寻求真理的新途径。

——摘编自吴树勤、杨学坤《我国古代君子的辩论原则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是希腊文化的大转变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称为“辩证术家”的职业学者。他们通过综合与分析，研究现象与规律、感觉与概念的关系，“穷究”心灵，追求牢不可破的真理。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着重研究修辞术，成为“修辞术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古希腊，修辞的发展源于口头演说和辩论，公民的演说需要引起观众的注意，需要产生现场的效果。因而在“修辞术家”那里，他们特别重视语用原则和语法规则，重视整体结构和灵活穿插。

——摘编自张庆利《先秦诸子的修辞观与古希腊的修辞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