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等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景帝于是升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平叛。此时叛军正在猛攻梁国，但周亚夫并不想直接救援，他向景帝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楚军素来剽悍，战斗力很强，如果正面决战，难以取胜。我打算先暂时放弃梁国，从背后断其粮道，然后伺机再击溃叛军。”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划。梁国被叛军轮番急攻，梁王几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都不为所动。但他却暗中派军截断了叛军的粮道，还派兵劫去叛军的粮食。几天后，叛军大举进攻军营的东南，但周亚夫却让部下到西北去防御。结果在西北遇到叛军主力进攻，由于有了准备，所以很快击退了叛军。叛军因为缺粮，最后只好退却，周亚夫趁机派精兵追击，取得胜利。这次叛乱经三个月就很快平定了，战争结束后，大家纷纷称赞周亚夫的用兵之道。
——摘编自《汉书·周亚夫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的基本做法。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周亚夫能够平定七国之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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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历代耕地面积与人口数量比较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大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整理自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
(1)根据材料，指出中国古代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图中某一历史时期，就“人口、耕地与社会生活”展开论述。
材料 西汉建立之初实行军功爵级，拥有爵位的军功集团可得到优厚的待遇，能减免刑罚。
文帝登基后，内忧外患，北有匈奴袭扰，南有南越王称帝，内有功臣集团和刘姓诸侯王两股较大的政治势力。国内经济凋敝，百姓交不出赋税，“卖田宅鬻子孙”，形成西汉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采纳晁错提出“纳粟授爵”议：商人向农民买粮，输送至边境，数额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又“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田租减半，十三年（公元前167）后田租全免。但卖爵令推行后，地方上反而培植了一群富逾王侯、田连阡陌，使贫者更无立锥之地，与王侯又有极多连系的新豪强。
——摘编自周美华《晁错“纳粟授爵”与汉文帝军功爵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由西汉建立之初的军功爵制到汉文帝“纳粟授爵”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汉文帝施行“纳粟授爵”政策。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到汉初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并分别说明两个时期实行不同制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朝确立的地方行政制度有何意义。
